由格非《江南三部曲》看中国知识分子百年生存状态

由格非《江南三部曲》看中国知识分子百年生存状态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其出版跨越十年，其故事却跨越百年。作者讲述了祖孙三代人的故事，但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小说，这三代人，除了血液里一脉相承的对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追求之外，几乎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交集。与其说是三代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与时代纠缠争斗最终失败殒命的故事。

不妨先看看三部曲的人物设定。

第一部《人面桃花》的主人公陆秀米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其父官场失意，告老还乡后发疯离家。其母把来路不明的革命党人张季元引入家中。而张季元对革命的热情最终感染了秀米，使得秀米在其遇难后，把他的日记当成了与之恋爱的媒介和指引她前行的明灯。秀米对革命的热情与执着在合理性方面先天不足，闹剧之后被俘，在狱中产子，儿子功达旋即被抱走，从此音信全无。

第二部《山河如梦》是从谭功达中年时期开始的，时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谭县长与秘书姚佩佩暗生情愫，但碍于年龄和身份的差距，另娶他人。而功达的天真与理想主义，迟钝与不合时宜，最终使他丢了乌纱帽，陷入绝境。在佩佩被贪官强奸，失手杀人，绝望逃亡之后，除了担心之外，毫无办法。

第三部《春尽江南》中功达的儿子端午由寡母抚养成人，读了博士，却在阴差阳错中被命运牵引，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其妻家玉本是诗人端午的崇拜者，但在时代发展、金钱为王的压力下为了不掉队，半路出家当律师，面对从时代列车上掉队的端午，家玉讽刺其在地方志的编辑岗位上等着慢慢烂掉。而内心善良，情感脆弱的家玉却没法消化律师职业需要面对的社会中最龌龊不堪的一面，终于不堪压力与折磨，重病而亡。

幼失怙恃，固然是三位主人公悲剧的起点，可上一代在命运与时代的沉浮中败北而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禁让人开始思考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社会中坚阶层的生存状态。

中国知识分子最辉煌灿烂的年代当属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力瓦解，礼崩乐坏，各诸侯国林立纷争，招贤纳士，其时百家争鸣，各领风骚。然而好景不长，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开始了封建王朝对知识分子言论的控制。后来的汉朝则复辟了周王朝的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挤压。直到魏晋时期，政权更替，社会动荡，思想倒是开风气之先，从而有了魏晋风流。隋唐以降，科举制度使得知识分子有了进入上流社会和统治阶层的唯一正当途径，历时千年。然而除了两宋时期，文官行业显然是个高风险行业，所谓伴君如伴虎，搞不好会掉脑袋。比如明朝万历年间动辄被换掉的首辅，比如清朝文字狱之下的冤魂。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个十分舒服的群体。

近代以后呢？

清朝末年，皇权衰落，社会动荡，随着清政府的衰亡，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即官宦阶层自然穷途末路。民国初期，很多大学者出国深造，学成归国后倒是出现了和春秋时期相近的文化繁荣的景象，但在此之前的为服务皇权而读书做官的知识分子，则注定被历史的大潮所淘汰。《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父亲，正是这被淘汰的晚清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而民国初期春风得意的大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得意很久，中华民国历时三十余载，随即被新的政权所取代，大教授们要么远赴重洋，要么偏居台岛，留在大陆的，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尊严扫地、吃尽苦头，含冤而死者不计其数。在扭曲的政治环境下，小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山河如梦》中身为县长的谭功达，因其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和不懂媚上的耿直性格，被肮脏的官场所淘汰。而他身边的姚秘书，因其资产阶级的出身，父母全被逼死，饱读诗书的大小姐，顷刻间家破人亡，流落他乡。谭功达暂时拯救了她，然而那畸形的时代却最终吞没了所有人。

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解冻，迎来了80年代短短十年的文艺复兴，也是《春尽江南》中诗人谭端午最舒服惬意的十年。然而好景不长，经济飞速发展，传统价值观极速崩溃，在金钱为王的社会环境中，谭端午完全被时代抛弃，或者说他自愿地抛弃了这个时代。他站在道德制高点嘲笑妻子家玉终日钻营，金钱至上，同时又渐渐习惯了家玉辛苦奋斗带来的舒服日子。他以为自己不求名利，不争寸土，就能在这个万众迷失的时代全身而退，却在现实面前输得一子不剩。身为律师的家玉，在房子被黑中介租给无赖之后，竟然束手无策，告求无门。法律管不了，警察没办法，最后出面将无赖租客赶走的竟然是黑社会。这让家玉不禁感叹，做了多年律师，竟发现中国的法律是保护坏人的。

端午和家玉所代表的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恰是当今被各种媒体调侃或妖魔化的中产阶级。其财产不足以高枕无忧，其信仰不足以抵抗物欲。而日渐成型的阶级固化和板结又堵死了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途径，使得这一阶层除了选择犬儒主义作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保护屏障之外别无选择。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产阶级只能拼尽自己的智慧和运气，努力跻身为上层中产阶级，无非是增加一点点可怜的安全感。

三部曲中反复提及的世外桃源花家舍，正是对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讽刺。花家舍的建立者恰是晚清隐退的官员，他心怀乌托邦的理想，却最终沦为土匪。其追随者在他死后更是自相残杀，使花家舍血流成河。谭功达时期的花家舍，在其世外桃源的表面之下，实际上是一个被统治者牢牢控制在手心的幻城，岛上的居民一举一动全在黑幕般严密的监视之下，人人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谭端午时代的花家舍，则干脆沦为地产商的吸金之所，风月之地。花家舍并不是作者对乌托邦的憧憬，而是其对世界大同的批判。人性自私而阴暗，哪里会有什么乌托邦呢？

知识分子格非借《江南三部曲》展开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生存状态的思考，不禁令人思索，将何处安放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