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
（一）
公元1874年，大清同治十三年，清朝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空前论战。这，就是晚清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重点防御海疆，防止英、法、美、日等国从大海而来，扰乱大清的财赋重地。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则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辩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要收复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自唐安西大都护郭昕战死殉国，西域完全陷落之后，近1000年间，西域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管辖。直到1759年，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近70年努力，清朝政府彻底击败准噶尔汗国，平定天山南北地区，中原王朝的军队才再次见到胡杨林。乾隆将西域命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并派伊犁将军管辖。
1862年，正值太平军之乱（1851-1864年）期间，陕西甘肃地区生乱，阻断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新疆各地豪强也趁机而起，一夜之间集体大爆发，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那些躺在《大唐西域记》中沉睡了千年的小国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复活了。1865年，来自中亚的阿古柏入侵、盘踞新疆，于1867年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 （意谓七城王国，七城指喀什噶尔、和阗、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并逐步把势力扩张至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阿古柏勾结的沙俄亦不甘寂寞，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侵占伊犁。英国也不甘落后，与阿古柏窜通，承认他的政权，还给予其援助。
陕甘告急！新疆告急！西北告急！整个西北地区从陕西、甘肃到新疆，大有全部脱离清廷统治的危险。
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最终耗时七年之久，于1874年平定陕甘叛乱。此时，眼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费尽移山心力才平定的新疆，却已沦落异族之手，年已63岁的左宗棠抱病请缨，表示将亲率大军西征新疆，为祖国光复疆土。
早在1871年，当听说俄国人趁乱侵占伊犁后，他就写信催促自己的得力干将刘锦棠火速返回前线。左宗棠在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湖南），今既有此变，西顾（新疆）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俄国）周旋。”
在家信中，左宗棠说：“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但）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侵占）伊犁……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关），惟不将关内肃清……此心何以自处？”
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左宗棠说，必须先击败阿古柏，然后进击俄罗斯收回失地：“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可怜可悲的是，曾经一度内外交困的满清政府，现在依然战战兢兢。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内有，“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兼之华北有捻、贵州苗乱、四川彝乱、云南hui乱。外有，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割地赔款。整个中国陷于大动荡、大乱局之中，弄得不好，便会陷入大分裂。幸有曾胡左李彭等人支撑危局，才勉强维持，逐步平定各种内乱。但饱受蹂躏、遍体鳞伤的清廷早已是元气大伤，千疮百孔，破帽遮颜了。平定西北，似乎难于上青天。
何况，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一年（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3000多人入侵台湾，最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50万两。向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包括左宗棠在内的17位各省督抚大臣也先后发声，支持加强海防。
海疆边塞，同时吃紧。海防疆防，孰者为重？
李鸿章等认为，就国防形势而论，沿海数千里，“江海门户洞开”，练兵制器，特别是购买外洋铁甲舰，成立舰队，实为燃眉之急。沙俄“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而倭寇则是“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再则，阿古柏盘据南疆，北邻俄罗斯，南近英属之印度，新受土耳其hui部之封号，与英、俄立约通商，与各国勾结一气。英、俄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剿灭有难度。况且新疆远离京畿，周边列强早有蚕食之心，即便勉强收复，将来也难以守住。
就实际利益而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当初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只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还要每年协饷三百余万，实在是得不偿失。
就国家力量而言，大清国力有限，“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生他变。” “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既然海塞两者“力难兼顾”，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那就应该放弃每年都耗费饷银无数的西北荒凉之地，将有限的经费专注于办海军、用海防。
李鸿章提出，应该将左宗棠准备出征新疆的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可见，李鸿章的目标就是建立海军舰队，搞好海防，守住东南半壁江山。新疆，对李鸿章来说就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考虑到那里可能惹起英国和俄国的不满，简直就是烫手山芋，更不想管了。
李鸿章毕竟不是小人物，这时的李鸿章，位高权重，位极人臣。
青年时的他，曾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雄心壮志跃然纸上，颇有“台下如雷的掌声响起来，一万年终于等到我上台”的气概。
后来，他投师曾国藩，建立淮军，屡败太平军，剿灭捻军，一步步走向权力中心。建立了汉人不曾有的功业，实现了“著史、封侯”的少年梦想。1862年，李鸿章被授予江苏巡抚；1864年，清廷封一等伯，赏双眼花翎；1865年，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1868年，官升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洋务派首领，也是清朝8位封疆大吏之首。外国人还将他和普鲁士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列，誉为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这时的李鸿章，地位比左宗棠还高，深为朝廷所依畀信任。就汉臣而言，可以说是顾盼自雄，舍我其谁。可是，历经宦海游刃有余，见识了列强坚船利炮、见惯了外国人耀武扬威、习惯于跟外国人讨价还价的李鸿章，只有忍辱负重之韧性，无破釜沉舟之雄心。花钱浪费精神，出力不讨好的事，“精明有余，刚性不足”的李鸿章怎么会去干呢？更何况他背后还站着个同声同气的鬼子六--恭亲王六爷奕䜣。
敢情是崽卖爷田不心痛啊！
左宗棠拍案而起，针对李鸿章的论点，严加驳斥。在他看来，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后乾隆皇帝又收复新疆，“拓地二万里”，祖宗基业和祖国领土岂能自行放弃？
就经济利益而言，“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木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就地缘战略而言，西北安全，关乎国运。“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汉唐的强盛是建立在对于西北的经略之上，假如没有西北，则中国内地也将不保。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到时不独陇右堪虞，蒙古也会不得安宁。若列强或叛乱势力自西而来，京畿难以抵御。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遵旨统筹全局折》中，他明确指出：“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徒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
实际上，以后来人看来，当时的局势，不仅是这些地方，藏地在英俄的共同关切之下，亦有累卵之危，覆巢之险。一旦新疆不为我有，西藏，乃至青海、甘肃、四川藏区的独立情绪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种情况下，川滇，甘宁hui部，蒙部，秦晋大地都有成为冲突前沿的可能性。那华夏半壁已失，这半壁还是地缘战略优势地区，那就真是有肢体元气之伤了。在当时的险恶局势下，失去新疆，会使我们逐步失去国防优势，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这危险程度绝不低于海防洞开，沿海失利，我们还有广阔的腹地作为战略纵深来徐图振作，而失去西北角，我们还能逃去哪里？
就国防形势而言，虽然新疆贼人的气焰极其嚣张，但盘据乌鲁木齐的白彦虎所部，能战者不过几千人，容易解决。同时英俄两国也不至于公开出面与我争战新疆。其他的外部势力，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一时半会还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收复新疆的大好时机。
就国家力量而言，目前海防无事，尚有经常之费可办。也不需要挪用塞防军饷，无论船器还是兵力，都能就地筹措。西征军则军饷窘困，连年欠饷至八百余万两。若停兵不进，征兵改成戍兵，兵不能撤，饷岂能少？他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则说：若西征军停兵不进，“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hui酋自为部落”，新疆“必仍折入俄边，而我断送腴疆，”岂有海疆无事，先弃新疆，坏我万里长城，而移“西饷”为“海防”经费之理？
左宗棠大声疾呼：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他做过闽浙总督，筹办过福州船政局，对海防不仅不陌生，而且是积极的倡导者，置身西北，对塞防的重要性又感同身受，因此，他提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并力排众议，指出必须保新疆才能保全国家安危。
慈禧太后心里没底，询问左宗棠：“需时几何？”左宗棠的答复是：“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时间。”好一个“一了百了”，遍顾朝野，无人若此等之霸气。而此时的左宗棠，却已是年老体衰。自40岁出山充当幕僚，到自己亲率“楚军”讨伐太平军，再到西北平乱，他已是戎马倥偬、东征西讨20多年。多年的心力劳苦，让他积劳成疾，经常咳血。在西北，由于水土不服，他还长了风湿疹子，一到夜里就奇痒无比、难以成眠。家庭变故也在深深折磨着他，夫人和长子先后病故，让他精神上连遭重创。可是，新疆“此时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势”。在他看来，“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御之理，不得一力承当。” 本来对于他来说，60多岁，早已功成名就，应该颐养天年了。但，他不甘心。
为了表明决心，他命令将自己的大军行营，从兰州向西挺进1000多里，移驻到肃州（酒泉），以便靠近新疆指挥进军。
当权者终于被左宗棠的铁血雄心所震动，1875年5月3日，年逾花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西征大幕就此拉开。
(二）
新疆战事的各方面准备，要难于陕甘之战千万倍。其中的蜿蜒曲折、崎岖险恶，更是重重叠叠。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没有不避艰险、迎难而上、勇于任事的斗争精神，不能为之。没有深谋远虑、敢于胜利、灵活机动的斗争智慧，不能成之。幸得左宗棠就是个有勇有谋、有血性有韧劲、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硬汉，收复新疆的事业才不至于半途而废。
1、内部的政治压力和制肘。李鸿章是坚决反对出兵的，作为国家重臣，李鸿章的观点不无分量，海防之重要也是事实。觊觎新疆的英俄更是强国，若是诉诸武力，胜算似乎不大。收复新疆，谈何容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由于屡遭欧洲列强欺凌，当权者对他们心有余悸，他们就是最可恨也最可怕的敌人。当权者有着严重的恐战心理，对收复新疆的信心是不足的，但又不想背上拱手送上祖辈土地的骂名，所以被迫同意出兵。然而，一旦战事稍有不利，来自外部列强的压力稍有加大，当权者很可能就会首鼠两端，知难而退。而朝廷的那帮反对出兵的大臣，更是会寻机作祟。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至沓来。左宗棠那么站出来是有风险的。一旦战败，他将承担全部责任，一世英名化为东流水不说，还可能身死魂灭，客死他乡。可以说，在收复新疆的整个过程中，左宗棠时刻面临着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压力。左宗棠不为所动，多次上折阐述收复新疆的极端必要性。
2、经济上“筹饷难、筹粮难、筹转难”。左宗棠很清楚地意识到：“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运转犹难于筹粮。”从军事的角度讲，不统筹考虑解决兵员、武器、粮饷的问题，是不可能打赢这一场战争的。而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艰难竭蹶，不能给左宗棠收复新疆以有力的物质支持，且西北地区连年战乱，生产严重遭到破坏，戈壁纵横，交通阻塞……可谓困难重重。
①筹兵。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启用猛将勇士，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至出关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统率的湘军25营（含董福祥统率的回军3营）、张曜统率的嵩武军（豫军）16营、满洲将领金顺统率的40营、徐占彪统率的蜀军7营、后来增调的金运昌统率的卓胜军（皖军）10营等。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约7、8万。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50余营，2万多人。可以说，这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多个山头，由汉、满、回等族士兵组成的队伍。
②筹器。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左宗棠此前已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还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据载，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驻扎在哈密的军队就收到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③筹饷。军费是个大问题。按惯例，西征军队依靠各省协饷，但截止1876年1月开战在即，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已经入新与未入新部队，无银发给，甚至盐菜、马乾银、年终一月满饷以及遣撤勇夫饷银都无着落，新疆、甘肃的局势“难言矣”。为了筹饷，左宗棠甚至把自己的养廉金都捐了出来，可惜依旧不够。他在给孩子的家书中写道，“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财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可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在为“海防”争饷。眼看只靠各省关协饷不能解决军费，左宗棠便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之旧例，请求借洋款1000万两。不料遭沈葆桢反对及李鸿章暗中作祟。左宗棠再次上折雄辩收复新疆的必要，并做出妥协道，如果朝廷借1000万两有难处，那就减到400万两，先维系军中局面，今后再想办法。几经波折，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
李鸿章气急败坏地质问军机大臣文祥，他说，朝廷财政空虚，海防也需要大量银子，如今银子都被塞防用了，还准左宗棠借洋款，西征就是个无底洞，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结果文祥一句话让就他彻底语塞了。文祥说，左宗棠不是奢华之人，他每天住在西北大漠中，一个花甲老人天天吃红薯，嚼杂粮，一顿饭最多不过一片肉，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经费仍为不足。左宗棠后又曾于1877年、1878年、1881年三次为西征军借洋款，先后总计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
④筹粮。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相当困难。驼铃悠悠，西出阳关，不仅无故人，更无故道。光是安西至哈密的十一站路，千里之遥，全是戈壁，一无粮，二无安居之民，三无可使用的骡马，四无可用的车辆。
为此，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毕竟缓不济急，为运输军粮，经过四方打听深入调查，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从包头、归化、宁夏购粮，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东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在新疆东部采买;四是向俄国人购买。此外，左宗棠广设运粮台站，并于官运之外借用民力，驼载车运，人挑肩扛，节节转运。
3、解决新疆战事的时间表问题。新疆事起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从世界看，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过渡，加紧了对外侵略。尤其是沙俄，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正如左宗棠所言“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腹，蓄谋既久，发机又速”。沙俄东扩，一只眼睛盯着黑龙江入海口，另一只眼睛盯着新疆。清朝强势时，沙俄没机会。晚清孱弱，陕甘暴乱，阻断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沙俄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积极介入。与此同时，英国的触角也从印度伸进来。两位世界级强盗唾沫横飞，口水直流。
阿古柏非常聪明，积极交好英俄两国。但英俄两国各有打算。
英国希望阿古柏能把俄国势力阻挡在天山以北，所以英国人不但承认阿古柏政权，还给阿古柏提供军火，帮他建兵工厂。连大英女王维多利亚都亲自写信给阿古柏，表示“两国友好”。英国人试图制造新疆独立的既成事实，趁机拿下西藏。
沙俄不甘落后，出兵伊犁，抢占整个北疆。阿古柏和沙俄谈判：沙俄承认洪福汗国，伊犁交给沙俄，同时俄国人还享有很多特权。
阿古柏建立的汗国，不仅得到了英、沙俄等国的承认，还透过正式缔结条约使英俄可以在境内进行贸易和物质流通特权，这是从乾隆至同治以来，清代所属疆域中最大规模的叛乱和外力介入事件。而在内部，又有白彦虎与之呼应勾结。几方势力的介入，使原本简单的新疆问题复杂化。同时，东南沿海又有日美窥视，边警频传。
总之，以中国当时实情而论，面临着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留给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空间极其有限。这一切都决定了左宗棠宜小战不宜大战，宜速战不宜久战，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以保留必要的力量应付其他突如其来的事故。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左宗棠谋己、谋人、谋世，谋内、谋外、谋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路向西。
1、总体战略：内协外争，攻守有度。①在海塞之争中，左宗棠通过上奏折写书信，摆事实讲道理，把收复新疆的其中利害深入浅出、掰过来揉过去地讲，坚定领导层的信心，赢得最高领导层的支持。同时又不攻击政敌，对事不对人，苦口婆心，适当妥协，有理有节。在面对李鸿章阵营的针锋相对乃至暗地拆台时，左宗棠一改往日眼不能揉沙的做派，只辩不斗，原则立场雄辩不妥协，繁枝细节妥协好商量，拿自家的苦心对别家的私心。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②全力打造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在辩论的同时，抓紧整军经武，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在兴师之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以为国为民、反对侵略、实现正义的名义凝聚起军心；在出征之时，更是导演了一出“阵前招魂、老将显灵”的好戏，借以激发士兵的士气和信心；在行军途中，所到之处，更好以铁的纪律约束军队，安定民心。③对外则有勇有谋地与强敌博弈，有打有谈，又打又谈，审时度势，实事求是，捍卫国家利益。
2、军事战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先北后南"，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急取伊犁)，再进军南疆。左宗棠命令清军先收复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占吐鲁番，打开通向南疆的门户，进一步挺进南疆，压缩敌人的活动空间。之所以采用此战略，原因在于：①从地理特点上看，新疆的地形北广南狭，“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②进军新疆重点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的势力主要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其在北疆势力比较薄弱，进军困难较小;同时，位于北疆的乌鲁木齐有重要政治意义。收复北疆，也可为进一步收复伊犁创造必要条件。 ③切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虽然英俄两国都在那里设立“领事馆”，给阿古柏提供支援。但实际上英国很难从印度派人穿越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直接干涉。倒是沙俄在伊犁驻兵，如果阿古柏前去投奔，沙俄出兵提供保护，事情会变得复杂。先把北疆搞定，相当于把阿古柏封锁在南疆。
缓进急战。新疆与中原地区距离遥远，一去万里；幅员辽阔，城市之间的距离三百、五百以至相距千里之遥。“千里馈粮，士有饥色”。 “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对后勤保障工作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左宗棠提出要“缓进急战”，两个战役之间，要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做好后勤保障；千里跋涉之后，部队须做好休整，不急于开战，要“缓”。一旦部队前进发动战斗，则前进要快，要急，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战斗，避免钝兵坚城。总之，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时要“缓进”，一旦做好一切准备要速战速决。
3、外交战略：分化瓦解，以武促谈。左宗棠深知，此次西征的敌人是三个。开战之前，阿古柏、英、俄要是结了盟，尤其英、俄要是结成了紧密同盟，那局势将异常严峻。
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争取最好的局面？左宗棠采用了分化瓦解，以武促谈的策略。
①先以诱人价格从俄国人手里买了480万斤军粮，跟着就释放了一些不想与俄国人为敌的烟雾弹。如此一来，俄国人摸歪了左大帅的真实意图不说，关键是搞懵了英国人。英国人就想了，这生意是怎么做起来的呢？莫非清廷和沙俄达成了私下协议。这么一想，猜疑之心必起，有了这猜疑之心，两强再谈结盟，自然就没那么容易了。
②西征军行军途中，沿途凡是牵涉英、俄利益的，一律暂时不碰。一日不举枪亮剑，英、俄两国一时还就没法把西征军当成共同的敌人。没有共同的敌人，这盟结起来自然就少了迫切的理由。
③对阿古柏立足于“打”，对俄罗斯立足于“谈”。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解决伊犁问题的条件。以阿古柏的力量和当时复杂的形势，“打”既有取胜的可能，也有威慑沙俄、敲山震虎之功效，为谈奠定基础。因此要先集中兵力打击阿古柏，先不涉及伊犁问题。待平定新疆其他地方、“我威维扬”之后，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而后再着手解决伊犁问题。同时，在谈的时候有必须要有武力为后盾，“以时势次第而论，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不惧一战的姿态使得谈判得以顺利进行。
（三）
1876年3月，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4月抵达肃州，就近指挥收复新疆的战略决战。
出征前，他向所部将领指出：阿古柏久踞南疆，严守吐鲁番、托克逊、达坂。以归降阿古柏的白彦虎所部逆匪守御乌鲁木齐。敌人长期搜刮，积储丰盈，无军食匮乏之虞，有以逸待劳之势。但这伙匪徒横暴极甚，践踏各族人民，民人敢怒而不敢言，“群情不服”，日夜渴望大军西进，解其倒悬。阿古柏的军队，其骨干是浩罕人，士兵大多为裹胁之众。虽与白彦虎勾串一气，但白部能战之兵不过六、七千，且与阿古柏亦离心离德，不耐大战，仅长于绕袭、奔窜。而西征军是收复旧山河，师出有名，“师直为壮，曲为老”，我“直”彼“曲”。前方我军积储亦已经丰裕。军事上，我军居于优势，从天时、地理、人和来看，亦远胜敌军。大军西征，定能所克捷。
大军一路西进，可是由于夏热冬寒，离家万里，水土不服，时间一长，西征军人困马乏，士气低落。左宗棠和刘锦棠秘密商议之后，演了一出好戏。一天，行军途中，一名老兵突然从队伍中跑到左宗棠轿前，大声呼喊，谁也拉不走。官兵们听到老兵的话，无不惊骇。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大家吃饱了，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老统领”说的是刘松山。刘锦棠率领的湘军本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任，被称为“少统领”。湘军老兵们突然听到老统领英灵下凡，还要带队去打新疆，顿时变得热血沸腾。刘锦棠故意找到那个老兵的长官，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这人平时好好的，在营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刘锦棠又故意问那老兵，老兵说：“那阵子忽然感到一阵冷风，老统领就来了，让我说那些话，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消息就此在西征军中传开：老统领英灵伴随我西征大军，必能护佑我军破敌获胜。全军士气大振。左宗棠当即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写信给留守兰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左宗棠规复新疆的第一个重点是攻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雄踞天山北麓，易守难攻，控扼南疆，有“控北制南”之势。收复乌鲁木齐，便斩断阿古柏伸入天山北路的触角。并且，自乌鲁木齐以西，为膏腴之区，驻军军粮大半可以就地购买，免却关内运粮入新之苦。
左宗棠命令刘锦棠部作为进攻乌鲁木齐的主力，金顺拨军协同作战，张曜等部严守哈密至奇台一线，巩固后方。
1876年8月，战斗打响。刘锦棠部经过数日激战，攻占夺取乌城的门户要地古牧地（今米泉）。然后乘胜急进，一举光复乌鲁木齐。11月，大军收复玛纳斯。至此，北路荡平。西征军有“总要可扼”，斗志愈加昂扬。
阿古柏胆战心惊，便试图通过英国说服清政府让其在南疆“立国”。英使对清廷展开游说，海防派亦运作朝廷，左宗棠上疏据理力争，并向清政府表明决心：“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杖。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只要粮饷、军火应手，“不至久滞戎机”，“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阿古柏只能依恃天山之险继续负隅顽抗，他自以为“设险重叠，有恃无恐”。
左宗棠规复新疆的第二个重点是攻克南疆三城。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同时也是南疆的门户，对战局影响甚大。达坂地势险要，并另建新城，“高厚坚整，迥殊常度”，易守难攻，并有悍将率五、六千精锐骑兵，凭险扼守。托克逊坚筑两城，阿古柏次子海古拉镇守。吐鲁番“日役万夫”，构筑工事，白彦虎率部驻守。从达坂至吐鲁番、托克逊各二百里上下，三城设防，构成一个等腰三角防御体系，击其一点，则其它两地即成为有力的支撑点。
左宗棠布置了三路进军计划，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金顺留守乌城。1877年4月，刘锦棠、徐占彪、张曜等部“取急风迅雷之势”，在11天之内连下阿古柏设重兵把守、寄予厚望的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横扫千军如卷席。阿古柏闻风丧胆，自知大势已去，服毒自杀。
左宗棠规复新疆的第三个重点是收复南疆各城。1877年8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10月间，先后收复喀喇沙尔(焉耆)、库车、库尔勒、拜城、阿克苏、乌什。1877年12月至1878年1月，刘锦棠率军先后克复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长子胡里、白彦虎等余众逃窜。
阿古柏之乱平息。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从1876年8月到1878年1月，左宗棠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迅速平定新疆。
略定南疆后，左宗棠在家书中说：“此次师行迅捷，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至其本原，即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之用兵。……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 “使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故回部安，贼党携，中国服，而处夷畏耳”！
（四）
天山南北收复后，只剩伊犁仍被俄国占据。1871年，沙俄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伊犁，但当时沙俄因克里米亚战争，比较虚弱，不得不说些外交辞令宣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是“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后便立即归还。但西征军平定南疆后，俄国仍拒绝交还伊犁。左宗棠借此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赴俄交涉索还伊犁问题。结果崇厚在俄国的恐吓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里瓦几亚条约》，被割去伊犁以外的大片战略要地，使得伊犁地区险要关卡尽失，并赔偿白银280万两。
左宗棠震怒：“伊犁我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他愤然上书："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曷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 清廷于是治崇厚罪，并派曾国藩之子、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订约，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新疆南北战守事宜。
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此时，左宗棠已是69岁高龄，西北经略也已十多年。多年戎马，身体不堪重负。咳血毛病，也越来越重。他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不了玉门关。他深知，索回伊犁，必须出关远征，一旦谈判破裂，和俄国的战事恐怕一两年内难以结束，即便出了玉门关，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尚未可知。但他“孤愤填膺，诚不知老之将至”，因此"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命人抬一口空棺，另率1000名亲兵，离开肃州大本营，向新疆哈密进发。
白发苍苍，战鼓隆隆、军旗猎猎、雁叫声声。此情此景，让人感慨：“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左宗棠，端坐在马背上，会想到什么。也许他会想到平定经营西域的历代名将，想到誓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马援马伏波。
也许他会想到他所崇敬的老前辈林则徐林文忠公。30年前，两人晤谈的一幕仿佛又浮现在他眼前。
1850年1月，林则徐卸任云贵总督回福建时，曾专门停留长沙与相闻已久却从未谋面的他见面。
岳麓山下，湘水之畔。舟外江风吹浪，拍击着船舷;舟中烛光如豆，他们放怀畅谈今昔，纵评天下大事。
他们谈到了西域边政。林则徐说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都不富强，他曾在边部各城大兴水利，可惜功未告成，深以为憾。林则徐认为只要水利兴修，稻田广种，那么西域就能不减东南富庶之区。林则徐还预见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谈及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并将有关材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期望之深，溢于言表。当时39岁的左宗棠还只是个在家乡读书的一介布衣。
也许他还想到了林文忠公所写的诗句：“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年林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和信念远赴伊犁的。
也许这一次，左宗棠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关的吧。正如他在给朋友刘典的信中所说的：“国家当（此）天下纷纷时……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时间流转，100多年后，一位喜欢戴大黑框眼镜的长者也是怀着这样的心境和信念离沪赴京上任的。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为收复国土，抬棺出征的壮举，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更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在左宗棠抬棺入疆同时，曾纪泽也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与俄国谈判。俄国在谈判中虽然蛮横无理，几次恐吓曾纪泽要开战。但是得知清军在前线调动频繁，左宗棠又抬着棺材到了新疆，俄国也不敢贸然动武，伊犁前线一时处于相持状态。
沙俄便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增兵，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
清廷在此情形下，急速召回左宗棠，左宗棠交棒刘锦棠，指示坚持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盾，然后踏上回京之旅。当时正值俄土战争结束后不久，沙俄相对虚弱，加之其他的种种考虑，不欲开战，闻知左宗棠入京，反而担心中俄全面决裂，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过曾纪泽据理力争，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俄国人被迫同意归还伊犁一带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尽管霍尔果斯河以西1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仍然被俄国占领，但谈判终究夺回了伊犁一带领土，最大程度保住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一个英国外交官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美国第三十三任副总统华莱士则评价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展现给俄罗斯，给整个世界。”
（五）
左宗棠是个军政全才。他目光深远，思虑周全。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他一手推进收复新疆，一手推进新疆治理。
他重视民族团结，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要平等对待。
他设科举，兴教育，传播儒家文化，甚至亲自讲课。
他推屯田，修水利，实行以工代赈，推进军民共建。
他改徭役，轻税赋，鼓励移民兴疆，发展养殖种植。
他促新疆内地互动，鼓励开矿办厂，推动商业发展。
他重建货币制度。废除阿古柏政权的劣币“天罡”银钱，铸造新银钱，推行“乾隆通宝”，稳定经济秩序。
他高度重视吏治。清洗了一批鱼肉百姓的旧官吏，提拔了一批能员干吏。他强调除了监督和检查，更要懂得培养和爱护。他训练官员干事办差的能力，还屡屡要求“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
他没有忘记、更没有辜负，30年前林公的嘱咐和期待，后来他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深情写下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他要把林公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湘军大将、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曾经这样深情地说：“无巨细精粗，必从根本做起，而要以力行。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暑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傍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蚕织、牧畜，罔不因势利导，有开必先。军兴日久，文教浸衰；宗棠身在行间，讲学不辍。每克一城，招徕抚绥，兴教劝学。”
而最为世人所熟知和传颂的，也许就是“左公柳”了。当年，唐朝诗人王之涣路过黄沙漫漫的西北，留下一首无比苍凉的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千年之后，左宗棠入疆，西行路上，命人随时种植杨柳树，仅甘肃就种活26万株，绵延几千里的杨柳，至今依旧绿叶婆娑。左宗棠的湖南同乡杨昌浚西行时，见道旁柳树成荫遗泽后人，遂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民国时期，小说家张恨水游历西北的时候遭逢大旱，他看到老百姓扒掉柳树皮充饥，于是写下了一首诗：“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但实际上，左宗棠治理新疆最大功勋是：推动建省设县，让新疆地区的行政管理第一次真正接近内地的模式。
自从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一直由甘肃省统辖。清政府在新疆所设的官职，无论是伊犁将军，还是乌鲁木齐都统，都是军职，而不是民职。乾隆设立的这种体制，有点类似军事基地的性质，军事战略意义第一，民生和社会发展并不是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办法越来越不适合新疆的情况。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政令和军令不能协调。
早在第一次赴京会试时，时年22岁的左宗棠就关注着新疆的置省和屯垦，写诗说：“石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成为封疆大吏后，在收复南疆之前，他上奏朝廷说，“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必须“设行省，改郡县”。朝廷同意这个建议，但当时南疆和伊犁还没有收复，建省的事就搁置了下来。
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再度强力建议。终于，1884年11月，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省，仿照内地模式实行军政一起管理。至此，新疆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变成与内地行政相统一的行省，逐渐并入到了中国近代化体系的管理之中。刘锦棠成为首任新疆巡抚，后来，刘锦棠治理新疆的诸多措施，都是参照左宗棠的建议。此后，虽然历经清末和民国战乱，新疆却始终牢牢地巩固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左宗棠对新疆对中国的贡献可谓巨大。纵观西域历史，我们会发现，汉唐时候出兵西域，纵横天下，那是国力强盛如日中天之时，对手是附近的游牧民族。就算西域失了，国力充足时还可以再打回去。而左宗棠收复新疆，则是在晚清积贫积弱之时，中国已经开始被世界列强瓜分豆剖。按照当时的局势，新疆丢了也正常。毕竟外东北都丢了。新疆地理位置比外东北还偏，又有阿古柏独立建国，英俄大流氓支持。按照奕訢和李鸿章的思路，新疆就丢了。一旦新疆丢了，被列强被沙俄抢走了，还能指望他们吐出来吗？不可能。可以说，清末收复新疆，那简直就是千钧一发虎口夺食，把新疆从彻底失去的边缘给抢回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左宗棠，当年的新疆将会遭遇怎样坎坷的命运。
而且，左宗棠收复的不仅是新疆。如果没了新疆，陕西、甘肃、宁夏、蒙古将永无宁日，很可能继续丢领土。经过民国数十年内战，中国地盘将大幅度缩水，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将被大大压缩。左宗棠之功，功在中华民族，功在千秋万代。
近代著名学者朱孔彰论曰：“粤寇（太平军）未平，无以制捻；捻寇未殄，无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文襄尽瘁驰驱，白首临边，不易初志，功成名立，与日月争光矣。当其排众议，揣夷情，决胜算，我战则克，何其智且勇也！语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伟矣哉！”
（六）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80多年后，有一位人民教师写了一首杂言诗，里面有这样几句话：“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用在左宗棠的身上是非常贴切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骨气，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传承。正是依凭着一代又一代具有这种精神骨气的仁人志士、爱国勇士们的前赴后继，我们的民族才历尽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
左宗棠所处的年代，风雨如晦，满目疮痍，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有多少官员蝇营狗苟，有多少官员奴颜婢膝，有多少官员不战而降，有多少官员通敌卖国。又有多少官员丢掉了自己的初心，忘掉了自己的使命，甚至变成了自己当初最憎恶的人。他们和外敌一起，推动着大清帝国的加速倾塌。亡国灭种，可谓危在旦夕。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这位年迈的逆行者，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捍卫着这个国家的尊严。十年饮冰，难凉热血，这位年迈的逆行者，始终没有忘掉自己的初心，没有忘掉前辈的嘱托，在国家危急关头，秉持良知，直道而行，迎难而上逆向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西征新疆之前，他曾写过一封家书：“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他早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早已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
但一人之智，又岂能挽住一国之颓势？一己之力，又怎能阻遏众蚁之群噬。然虽知希望渺茫，却也要勉力而行，做得一分是一分。虽困顿而不弃希望，虽无望却更见其傲骨。他点燃一身正气作为火把，照亮浑浊时代的一片夜空，更照出热血的高度。"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到一条出路。"
所幸，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薪火相传，代有继起。“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烛火在黑暗中闪烁了多年，虽时时有着被强敌吞没的危险，但它还是在漫漫长夜中撑了过来。从始至终，从不放弃。那是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们心中坚守的精神信念。
直到公元1949年，星火终燎原，五星出东方。
天安门前，纪念碑上，思念永驻。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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