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奶奶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时时鬼子刚进入中国，正值中华民族最破碎动荡的时刻。但所幸，我们家族一直栖居在陕西关中平原，没有被鬼子染指。
关于奶奶的童年，我幼年时曾从她的讲述中得知一二，但已经记忆模糊了，只记得是十分孤苦的。
外曾祖父在极早的时候就死去了，只留下她和弟弟，还有一个长年瘫痪在床的母亲。
“我不知道我爸啥样子，也记不清啥时候死的。”
在我小时候，奶奶曾在无数个寂寞的黄昏里向我讲述往事，那时家里穷，我尚未接触图书和电视，奶奶的讲述就像一个个故事停留在记忆里，我也完全把它们当做故事在听。
“那时候的冬天啊，比现在冷的多，雪能有膝盖高。冬天了我就领着弟弟，去河边给我妈洗衣服，我妈不能动，衣服上都是屎尿，每天都要洗。”
这种时候奶奶就会向我展示她的手、腿和脚。
她的手是干枯扭曲的，里面布满了骨刺，腿则扭成严重的o型，必须依靠拐杖才能勉强行走，这些都是长年风湿所致。
严重的风湿是极痛苦的，我隐约记得，奶奶一度抱着腿在炕上打滚，脸上涕泗横流，而她的房间里总摆满了瓶瓶罐罐的药，有各种胶囊和糖衣药片，当她责怪众多儿子中的某一个时，便会说:“没见你给我买过一片药。”
而她的脚，两个骨头完全畸形的无名指分别搭在大拇指上，那是当年裹脚所留下的后遗症。
“裹脚，要给指头缝之间夹上碎瓦片，然后用布缠紧，等脚上的血流光了就定型了。都疼的哇哇叫，但没办法。”
奶奶还没长大的时候，外曾祖母也死了，她和弟弟被亲戚收养，但没多久就被赶走了，那种年月谁家里也不愿意收养这么两个正要吃饭的嘴。
关于奶奶的弟弟，我了解的并不多，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世上曾有过这样一个人，后来从奶奶嘴里才得知他早夭了。
就在被亲戚赶走，彻底底沦为孤儿后，她的弟弟在那年冬天坠井而死。
那时刚吃过晚饭，我和奶奶坐在家门口的水泥凳上，看着过往的行人。我记不清话题是怎样开始的，只记得她说：
“那年冬天我和我弟在井边洗衣服，你说怪不怪，后面忽然跑来一个小男娃，一把把他推下去了。那井水快干了，我弟刚掉下去就死了——底下的刺把他的喉咙扎穿了。那段时间我晚上就坐门口，往路口看，想我弟会不会突然回来了，但一直没回来。”
奶奶说这些的时候风淡云轻，只是轻轻地地地叹了口气，像在讲述一个已经被遗忘的老故事。
后来奶奶孑然一身地在关中流浪，混迹于各地的庙会，先后遭遇过马帮和土匪，她声情并茂地讲述那段往事，仿佛那是一个精彩的传奇故事，我也曾暗叹奶奶小时候居然有过这些有趣的经历。
但如今我已成人，再想起这些话时，感觉每个字都在流血。
二
漂泊生涯结束后，奶奶嫁给了爷爷，但找到归宿并不意味着结束了不幸。
爷爷是家里的独子，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时代，曾祖母对爷爷极度溺爱，而曾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家里一切都由曾祖母说了算，于是家里的农活家务全部落到了奶奶身上，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打骂。
“她啥事都不让你爷干，我还不能说，动不动就拿麻绳抽我，麻绳上打了结”从奶奶的描述来看，她更像一个廉价劳工兼生殖工具，而非儿媳妇。
后来奶奶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相继出生，我的父亲是年龄最小的。那时新中国伊始，一切都处于变革之中，关于那个时期，奶奶讲述最多的就是劳动。
人们每天按固定时间走到田里，先集体向毛主席的巨大画像敬礼，然后开始劳作，每个人没有确定的分配，干的多挣的工分就多，得到的粮粮就多。黄昏的时候结束劳作，集体向毛主席画像汇报工作，然后领取当天粮食回家。
那天傍晚，奶奶背着年幼的三伯，手中端着一碗当天分配的玉米面，一个人往家里赶。途中经过一条几乎齐胸的河，她一手托着三伯，一手高举着碗，走到河中间时，也许是因为失足，也许是因为一股激流涌过，奶奶忽然跌倒在水里。
“碗都丢了，光听你三伯哭呢，一看背上没人了，我猛吸一口气钻到水底，找了半天才找到你三伯，水灌了一喉咙。”
三伯在众多子女里受到的疼爱最多，干的活也最少，但因为某些我不慎明了的原因，他后来和奶奶断绝了母子关系，再也没交过一声“妈”，对我爷爷却总是毕恭毕敬——这也导致了我父亲和三伯多年来互相仇视。
“以前最爱你三伯，啥活都不让你三伯干，你大伯有一回都累的吐血。你说他后来怎么就成这样了？人家一声妈都不想叫。”奶奶说起三伯时总是一脸困惑。
在奶奶的往事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那会儿太苦了，家家都吃野菜树皮，每天就拿野菜熬点粥，你伯总是说吃不饱，饿的人头昏眼花。”
那时爷爷家特别穷，又多子，所以生活比其他人家难过许多，光靠野菜和树皮根本活不下去。为了生存，家里选择了最卑微的生存方式——乞讨。
孩子们都小，我爷爷乃大男人，尊严总不可丢失，让老人干这种事又太失孝道，所以奶奶是最合适的人选。
“天还灰蒙蒙的时候我就去了，跪人家门口敲门，手里面拿个碗，有时候人家给个馍，有时候啥都没有。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人家，怕让认出来了，天快亮就得赶紧回去，不然就被路上人看见了，回去后就赶紧做饭。”
于是在一个个黑暗的清晨，奶奶端着碗独自游走于大街小巷，为了家里那一堆憎恨厌恶她的人讨食。
困难时期结束后，爷爷家里所有人得以保全，我的伯父和姑妈们都健康长大了。
但奶奶始终沉浸在那些年月里，后来每一次吃饭，她都要把碗舔的干干净净，一粒米一滴油都不愿意浪费，在酒席上，她总是吃相最难看的那个。她的床下也总是积攒着各种废弃物，尽管丝毫没有用处也不愿意丢弃。
因为这一点，她一直受到子女们的嫌弃和指责。
三
后来子女们相继成家，奶奶也走到了人生的暮年。
我的父亲年龄最小，大伯结婚时他还是一个待哺的婴儿，所以随着兄妹们相继离家，两位老人的赡养重任都落在了他的身上，而奶奶一生多病，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家早期的贫穷和父亲对奶奶的怨恨。
父母成婚后一直和两位老人住在老屋里，最后姐姐和我出生，老屋里就挤满了整整三代人。
我的父母早期在外做生意，也带走了姐姐，而爷爷白天都在街上摆摊卖烟草，晚上才回家，所以我人生最初的记忆里充满了奶奶的影子。
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奶奶是很爱我的，几乎是无条件的溺爱，姐姐则一直不受待见。
我现在仍记得那些画面：我坐在绿色的金属婴儿车里，奶奶推着我走街串巷；奶奶和我趴在铁路隔离网上看着来来往往的火车，讨论哪一列最好看；我们坐在家门口看着远处某座建筑的红色尖顶，奶奶说那是火箭头，并约定在它发射的时候我们一起观看；夏日的夜晚，我们铺着凉席坐在地上，奶奶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关于“妖狼”和土匪的故事；在黄昏中，奶奶做好饭后扯着嗓子在巷子里呼喊，叫贪玩的我回家吃饭。
她去世后人们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唉，你奶奶最爱你。”但那时候的我是极其反感和嫌弃她的，因为她身材矮小扭曲、面目丑陋、思想古板落后，而且说话总是啰里啰嗦。
小学时学校离家不过百米，每次放学走在路上我都怕遇到她——如果被同学们知道那是我奶奶，我的颜面将荡然无存。
但这种事情总是不可避免的。那次放学我随着人流前行，一眼就看到了她：佝偻扭曲的身影，因为行动不便而拄着两根拐杖，满头杂乱的银发在风中飘动，脚上穿着印有耐克标志的袜子。
我的心瞬间慌乱了，想走到人流的另一侧，也许这样她就看不见我了。但由于有和我同行的伙伴，这个想法没有奏效，反而被伙伴认出了她。
“你奶奶挺时髦的嘛，还穿耐克的袜子。”伙伴笑着对我说。
我没有说话，心里极度地厌恨她，只希望她当场倒地身亡。奶奶认出了我，冲我喊了两声，但我假装没有听见。
“你奶奶叫你呢。”伙伴提醒我。我转过头对伙伴说:“滚。”
不光是我，几乎所有人都嫌弃奶奶，所有人都不愿意和她说话。
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奶奶说话，两人在家里仿佛陌生人一般，这让年幼的我以为每家的老人都是这样的，以至于后来一对正在聊天的老夫妻让我大为惊奇。爷爷是绝对的一家之主，所有子女都对他敬畏有加，这也在无形中造成了奶奶的地位底下。
父亲对奶奶的态度极为恶劣，和奶奶的交流方式几乎都是大吼大叫，或者把家具用力摔在她面前，来让她住嘴。父亲的嗓门天生又大又沉，而且脾气暴烈，每次都让奶奶战战兢兢。
而其他子女的态度里也都暗含着嫌弃，08年地震，我在学校无法离开，就请求同在学校的婶婶回家看望一下奶奶，她说:“我连自己都管不好，还管她。”后来奶奶告诉我，她当时又晕又恶心，拼尽力气从地上爬了出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她独自在老屋承受着病痛，忙于生意的父亲请求兄妹们把奶奶接到自己家里看管，但她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全部拒绝了，每个人都有正当理由。
我将永远记得那个下午，我和姐姐坐在炕上用被子蒙着头，奶奶坐在对面，几分钟前，我和姐姐因为调皮惹得她大为恼怒，而我们不仅没有听从管教，还对她恶语相向。
奶奶的银发披在脸上，哭着说:“我一辈子受了这么多罪，你们谁还记得？现在都看不上我了，连你们两个都骂我。”她一边哭一边说，断断续续说了很多，但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张脸布满皱纹，老泪纵横的模样。
我和姐姐不耐烦地说:“别哭了行不行。”心里既厌烦又害怕。
四
后来爷爷去世了，奶奶在家里的地位多少有些好转，至少冬天的时候可以睡在热炕上了——以前都是我和爷爷睡在热炕上，而她睡在房间一张冰冷的小床上。
但奶奶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久后父亲在附近的镇上开了一家店铺，我和姐姐随父母住在了店里面，老屋里只剩下奶奶一个人了。
老屋是很多年前建的，样式古旧落后，即使在当时的农村也足以被人嘲笑，经过08年地震后更是裂缝丛生，简直是一个濒临倒塌的危房。
它就像一个存满了记忆的牢笼，曾有很多人在这里出生和成长，但最终他们都离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孤守于此。
有很多次我在夜里散步回到老屋，都看到奶奶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凝望着不远处的十字路口，像一个黑色的雕塑——多年前的深夜，她也曾坐在家门口凝望，期望看到死去的弟弟突然像往常一样回来，但最终谁也没等到。
有一次我问她:“外面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去。”
奶奶的回答很简单:“我害怕，屋里面太黑了。”她说的时候冲我慈祥地笑了笑，一半的脸在黑夜里，一半被路灯照着。
我当时心里想，这么大岁数了居然还怕黑，何况房间里有灯。多年后再回忆起这句话，才明白奶奶怕的并不是黑暗。
奶奶晚年的时候风湿已经严重恶化，正常行走对她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即使拄着拐杖也需要小心翼翼，所以她一个人在家时基本是无法出门的，只能每天独自徘徊于卧室和厨房。
而老屋里除了基本的日用品外什么都没有——父母搬去去镇上时带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
母亲每次回到老屋时奶奶都寻找各种机会和她说话，但说的基本都是琐碎的废话，很多年后母亲对我说:“唉，你奶奶一个人在家里面出不去，整天没人和她说话，也没电视看，虽然听着烦，但她要说就让说吧。”
有一次我和姐姐回到老屋，看到了放在抽屉里的游戏机（三块钱一个，可以玩一些简易的方块游戏，按动按钮会有短暂的音乐声。），“我还以为它丢了呢，原来在这里。”说着就要把它带走。
奶奶忽然很慌张地拦住我说:“你把它留下吧，我平时一个人在屋里，没人和我说话，就靠按这些按钮听听声音。”
我把游戏机带走了，出了屋门姐姐责怪我，我不服气地说：“这是游戏机，是打游戏的，不是让她听声音的！”
奶奶一生爱热闹，而人生的最后却过得如同囚徒一般，她的子孙们都住在离老屋很近的地方，但平时基本没人去看望。大家都觉得，她只要不烦人就谢天谢地了。
后来奶奶的疾病愈加严重，已经无法做饭了，于是每天母亲在店里做了饭，再由我去学校时顺路带点给她。每天中午我把饭带回老屋时，都可以看见奶奶早早地在门口等着。
五
奶奶最终死于心脏病，走的很利索，没有拖累别人。
那天下午放了学回到家，看到家里聚满了表情严肃的人，有我的姑妈伯父们，有同村的人，还有一些人我不认识。
我背着书包走进里屋，看到奶奶躺在一张白色的木板床上，眼睛闭得紧紧的，牙齿脱尽的嘴巴微微喘着气。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一排人，面无表情，满脸肃穆，像一个个秃鹫。
我知道她快死了，我知道他们都在等她死。但因为年幼，我丝毫不觉得难过，只觉得家里很热闹。
第二天奶奶死了，临死前她不停地挥着手，有人走上前趴在她耳边细细听着，然后走过来把我推到她面前，让我抓住她的手。奶奶的手很热，我以前一直以为将死之人的手是冰凉的。
奶奶双眼闭得死死的，浑身微微痉挛，口齿不清地嘟囔着什么。她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很害怕，怕她立刻死去了，或者到死都不松手，但她最终松开了。
我走出人群松开手掌，里面是一张被揉成团的十块钱纸币。
葬礼算是比较隆重，所有的礼数都尽到了。那天夜里孝子孝孙们跪在灵堂里，对着遗像大声哭号，主持人在最前面大声诵读着奶奶的高功厚德，做法事的人在两侧吟唱着经文。一个又一个吊唁者走上前假哭两声，在火盆里烧些纸钱，然后离场。纸钱燃烧的灰烬在各种声响中飞上夜空。
不远处是外地请来的戏班子，戏子的表演很出色，引得围观人群一阵阵喝彩——这是奶奶一生最辉煌耀眼的时刻。
我也在灵堂里跪着，爷爷去世时我一滴泪都没有流，但那晚我哭的很惨。旁边一个妇女说:“她那一个个下午在巷子里没白喊，你看她孙子哭的多好。”
葬礼最终按部就班地结束了，奶奶躺在棺材里被送进了坟墓，棺材很华丽，坟墓很深。
现在回忆起这场葬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听到有人说：这遗像拍的真好，比真人还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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