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前四篇：
藏地寺院有个有很意思的传统，就是每个寺院都说自己建寺之地绝非凡品。要么是山形水势充满各种隐喻，要么是某位大德曾在此地目睹某种吉兆。从这个角度上说，夏鲁寺也未能免俗，当高僧洛敦·多吉旺秋弯弓搭箭之时，那块长满青稞的田野便开始了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
须弥芥子——夏鲁寺（上）
说到后藏地区的大寺，如果扎什伦布寺说自己排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排第一。不过，当扎什伦布寺还是一块荒地之时，夏鲁寺已经在后藏宗教界独占鳌头很多年了。它的名气甚至远播至北京，元朝皇帝也为之心折。
据《夏鲁寺志》记载：“（其寺）拥有密宗学院、显宗学院、夏鲁金殿与多座佛殿，修筑了围墙和4个大型的扎仓，寺内常住的僧倡多达4500人，学者100多人，再加上外来短期听经求学的，人数超过了7300人。在日普山闭关修炼的多达500人，山上密布着僧侣的房子，围绕着夏鲁金殿长长的围墙中间，也盖满了求学僧侣的小房子。”
藏区任何一座大寺的建立，一般来说至少得有两个关键点。首先得有贵族支持您，其次支持您的贵族得有钱。夏鲁寺很幸运，支持它的介氏家族既有钱，又有势力，还有政治手腕。
介氏家族据说最早来源于古波斯，不知道经过多少代辗转，来到象雄并站住了脚跟，成了象雄国内的贵族。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一个国家国运上升之时，运气就是砌墙也挡不住。当吐蕃王朝勃然而起之时，周边国家大臣，纷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挖墙脚运动，娘氏、韦氏、蔡邦氏挖垮了森波，琼宝邦色挖垮了后藏的藏蕃。介氏家族大概也是挖墙脚大军中的一员，至少我们知道象雄国垮台后，介氏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一跃而成了吐蕃王朝的重臣。
对于一个绵延弥久的家族来说，审时度势永远站在最强者身边，是保证自身延续的不二法门。我们后面还有机会看到介氏家族，灵活而娴熟的政治手腕。
公元1003年，介氏家族虽然凭借土地和“丛堆”贸易市场的收入，数钱数到手软，但治下的民众却开始出现人心不稳的迹象。为了顺应民众的需求，介氏家族成员介尊·西饶迥乃拜在后弘期大德洛敦·多吉旺秋门下苦修佛法，并着手建寺修行。
洛敦·多吉旺秋射出的弓箭插在一片青苗吐绿的田地里，这座以“青苗”命名的寺院（夏鲁在藏语中的意为“新发嫩芽”）便奠基与此。
目前关于夏鲁寺建成年代依旧存有争议，藏文资料记述的时间为饶迥阴火兔年和阴水兔年，对照公元纪年即为1003年——1063年和1027年——1087年。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来说说西藏的历法。
相传，西藏的历法约始于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由前藏雅隆地方的一个名叫噶莫帕玛的人，根据月亮的圆缺，初步推算出了日、月、年。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噶莫帕玛历算法》。这种历算之法有点像中原的“农历”，以西藏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来作为年岁的标定。因此，很多文献都记载藏历是“以麦熟为岁首”的方式，确定每年的起始。
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但带来了释尊等身像、大量佛经和工匠，还将汉地十二生肖（地支）的纪年方式也带入西藏。所以，现在藏历中的生肖和汉地一般无二。但奇怪的是，文成公主既然都带来地支（十二生肖），却没带来天干（甲乙丙丁），这就是个有点意思的问题了。因此，这很可能又是后世爱戴公主的民众，给公主身上添彩衣的举动。但不管如何，藏历生肖受了汉地影响确定无疑。否则很难想象，大家会这么默契的选择一模一样的十二个动物，甚至连排列顺序都一般无二。
据黄明信先生考证，“敦煌文献中，直到公元764年前，藏文历史文书纪年方法依旧是十二生肖，还没有五行、天干，而且再往下细分，则只有四季，没有月份。”这时候，别说文成公主早已作古，就是金城公主都以入藏五十多年了。但到了公元823年，唐蕃两国会盟，依旧伫立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上，不但镌刻了干支纪年，就连吐蕃年号都有了。这说明九世纪时，西藏已经有了自己的干支纪年历法，唯一的区别是将汉地的天干（十个）换做了五行（金木水火土）加阴阳配合（也是十个）。这就是藏文史料记载，夏鲁寺建寺年代为阴火兔年或阴水兔年的来历。
六十年一轮回的干支纪年，确实比十二年转一圈的生肖纪年准确多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那个君王一不小心活了七八十岁，史料里又分不清，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了。因此，汉地史料中还有一个标定系统——年号，但西藏一共就只有一个君王用过年号。所以，这还是个麻烦事儿。
大概是藏族学者们也觉得有点麻烦，1027年印度《时轮经》被引入西藏。藏地终于出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历法——时轮历。它将一个甲子的轮回称为一个“胜生周”，因为1027年是藏历阴火兔年，火兔的藏语是“饶迥”，因此，“胜生周”也被俗称为了“饶迥”。每过一个甲子，“饶迥”便加一，这样我们就能准确知道事件发生的年代了。
但那个月是新年伊始这依旧是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直到元朝都很混乱。1268年11月，身在大都的忽必烈，接到了八思巴的来信，拆开一看懵了！这是一份八思巴亲笔书写的新年贺词，上面标注的时间是1268年1月。
夏鲁寺南无量佛殿外墙东侧的时轮历算图，此图最早由布顿大师绘制。
史料里记载夏鲁寺的建寺年代为饶迥阴火兔年或者水兔年，这样1003年就可以排除了，那时候还没有饶迥纪年法呢。1027年恰好是第一饶迥的第一年，藏历阴火兔年。
那1063年（阴水兔年）和1087年（第二饶迥阴火兔年），这两个年份有没有问题呢？
在《夏鲁寺简史》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阿底峡尊者曾应邀为夏鲁寺般若佛母殿举行过开光仪式，并在寺中修行数月。阿底峡尊者1054年在聂塘圆寂，这一点我们在《大隐于市的聂唐卓玛拉康》中提到过。这就排除了，排除了夏鲁寺创建于公元1063年或公元1087年的说法。
综上所述，《夏鲁寺简史》所记载的第一迥阴火兔年（1027年）应该是一个准确的时间，而这一年也恰巧是《时轮法》传入西藏的当年。
夏鲁寺内珍藏的印经板
之后几百年的岁月流逝，夏鲁寺并没有多大发展，在后弘期建寺的大潮中，它也没有显示出那些特别出众之处。反倒是介氏家族又通过政治运作，成功的抱上了另外一条粗腿。
当萨迦派成为元朝指定的西藏代言人后，介氏家族马上同萨迦派展开了联姻，成功的将自己家的女儿嫁给了白兰王恰那多吉(1239一1267年)。
这位恰那多吉不但是帝师八思巴的兄弟，还被忽必烈赐婚蒙古公主，封白兰王、“西藏三区法官”。按照忽必烈的帝王心术，很有可能要用这位白兰王带有蒙古血统的后裔，来统领萨迦派，乃至整个西藏。但可惜天不遂人愿，恰那多吉和蒙古公主没有子嗣，反倒是介氏家的女儿肚子争气，生下了白兰王唯一的儿子。介氏家族因此被尊为“古相”(“古相”在藏语中是对舅舅的尊称)，这也转而成了之后其家族的姓氏。
凭借这条藤蔓，介氏攀上了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一伙人，成为了大元帝国政治版图中的一块配色。
据西藏著名学者多罗那他在《后藏志》中记载，“古相·扎巴坚赞前往汉地，皇帝手端盛满酒的孔雀形水晶杯说:‘你是萨迦人世世代代的舅舅，也是联的舅舅。’说完之后把酒赐予古相·扎巴坚赞。
多罗那他的记载多少有点溢美，反正我不太相信，元朝皇帝会说出这种话来，除非当时他喝大了。但介氏家族凭借姻亲关系，去大都觐见过皇帝确定无疑，古相·扎巴坚赞也获封担任卫藏、阿里三部的元帅，出任掌管银制虎头印章的法官，令其管辖夏鲁万户所有僧众。
去大都见过皇帝，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皇帝每天的见的人多了，也不见得都能记住。但古相·扎巴坚赞在获封元帅之余，还从汉地带来大量工匠扩建了夏鲁寺。这些汉地工匠从彻底上改变了夏鲁寺的建筑风格，使其成为西藏别具韵味的一座寺院。
夏鲁寺南无量宫佛殿内供奉的布顿仁钦珠（1290-1364）塑像。布顿大师所戴尖顶黄色僧帽，宗喀巴以后更为盛行，成为格鲁派僧人所戴僧帽。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一件改变夏鲁寺命运的事情，这就是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据说，古相·扎巴坚赞在梦中得到了两位菩萨的启示，菩萨对他说：“你非常虔诚地供养了本尊与护法神。但是，还必须邀请一位善知识，他就是贤劫第七佛与未来第三明耀佛的化生，正在绰普寺修行的学者布顿·仁钦珠。”
扎巴坚赞醒来后并没有马上派人奔向绰普寺，反倒以不能明确梦境吉凶为由，派人去了中原。一年半后，钦差带着汉地一位名叫“更”的高僧书写的吉兆文书和佛像返回。手里攥着这两样东西，扎巴坚赞才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绰普寺。当他向布顿·仁钦珠说明来意，绰普寺的僧人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大师离开。但布顿大师经过一番深思后，还是决定接受“邀请”。
这显然是带有威胁意味的一次“邀请”，您不能判断梦中神谕的吉凶，藏地有的是精于占卜的大师，还用得着不远万里的跑到中原去请教吗？这明显是去大都请圣旨，拿元朝的大帽子压人。
估计他惦记布顿大师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人家在绰普寺干得好好的，已经是绰普噶举派的第三代传人，绰普寺的堪布（寺主）了。贸然来请，布顿大师要是拒绝了，总不好一言不合，您烧了绰普寺吧？大家都是文化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所以，还得曲线救国。
藏历铁猴年(公元1320年)十月，布敦·仁钦珠来到夏鲁寺，担任了夏鲁寺第11任堪布，时年31岁。虽然“邀请”有点曲折，但来到夏鲁寺后，布顿大师和介氏家族的配合堪称完美。夏鲁寺也因为布顿大师的到来，一跃而成西藏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寺院之一。
夏鲁寺藏14世纪书写的大藏经
作为14世纪西藏最重要、最高产的学者，在夏鲁寺期间，布顿大师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成书于1322年的《布顿佛教史》是每个研究西藏学者案头必备额工具书。除此之外，布顿大师还在介氏家族的资助下，全面修订了纳塘版大藏经《丹珠尔》，这项浩繁的工程震动了整个西藏佛教界，所有教派都派出高僧参与这项工作。布顿大师作为总编修，几乎修订审阅了几乎所有的藏文佛经，加入了一千多篇之前版本未曾勘入的论著，并为这部大藏经编撰了总目录。
布顿大师在做了这些工作之余，还在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等诸多领域领袖群伦。他是最早提出“地为圆形”理论的西藏学者，还翻译了古印度医方典籍并加以注疏，夏鲁寺的墙壁上还保留着他亲手绘制的坛城壁画。有时不得不感慨，某些天才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恶心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俗人的。
夏鲁寺东无量殿内的文殊法语自在部坛城，部分壁画由布顿大师亲自绘制（14世纪）。
正因为布顿大师无与伦比的学识和威望，夏鲁寺干净利索的改宗布顿派（夏鲁派），并成为这一教派的祖庭。当时，个各教派都有弟子在夏鲁寺进修，学习布顿派的思想理论，甚至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都曾受过他的福泽。
公元1349年，布敦大师的弟子顿珠仁钦，在夏鲁寺取得学位后返回安多地区，修建夏琼寺。公元1363年，他在夏琼寺收年仅7岁的宗喀巴(1357——1419年)为徒，赐予法名罗桑扎巴贝，传授其在夏鲁寺学习过的知识。在长达10年的学习期间，宗喀巴对夏鲁派的思想拥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也为两派日后的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4世纪中期，元朝日薄西山，萨迦派的势力也随之江河日下，介氏家族再次面临选择。他们迅速和江孜地区的夏卡哇家族结成了盟友，形成了一个小利益集团共同对抗前藏的帕木竹巴政权。
在此期间，江孜法王（夏卡哇家族）主持修建白居寺和十万吉祥多门塔，介氏家族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大量夏鲁的工匠参与到建寺的工程之中，塔内的许多坛城壁画，都是依据布顿大师的设计绘制的。塔内第四层的智慧殿还供奉着布顿师徒像以及夏鲁法王古相·扎巴坚赞的塑像。同时，白居寺内还有一座供夏鲁寺僧侣修行学习的仁顶扎仓，这也使白居寺成为了一座比较少见的萨迦派、夏鲁派、格鲁派共存的寺院。
夏鲁寺保存着14世纪布顿大师亲自设计的坛城绘制方法和仪轨。
17世纪后，格鲁派在蒙古人的扶持下，成为了西藏地区当仁不让的巨无霸，介氏家族再次审时度势，身段敏捷的跳上了格鲁派这艘大船。 公元1642年，他们聘请四世班禅大师担任了夏鲁寺第32任堪布。 随后，又把夏鲁寺堪布一职永久性地奉献给七世达赖格桑嘉措(1708 - 1757年)。从此，夏鲁寺堪布便开始由历代达赖喇嘛兼任。好在格鲁派也念在祖师当年的香火之情上，没有让夏鲁寺改宗格鲁派。
介氏家族没落后，夏鲁寺也开始难以为继，繁盛时的四大札仓、属寺日普寺渐渐废弛。夏鲁寺开始从舞台中心隐退，逐渐成为后藏一处少有人知的小寺院。
记得有位大师曾说过：“只有历尽繁华，才能真正体味宁静的可贵。”红尘之外的夏鲁寺，依旧默默保持着固有的传承。只有当寺里僧人专注的绘制彩砂坛城时，才能感受到布顿大师内心的繁华。
正在为藏历四月十五日释迦牟尼佛修供法会而用彩砂绘制坛城的夏鲁寺僧侣们
我也没有预想到夏鲁寺的过往会写的这么长，呃！好吧！这座寺庙巅峰极致的壁画艺术，只好放在下一节了！
您都看到这儿了，要不您尝试赏个关注试试？！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