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转型当中的中国，同时面临着三重任务：第一，要实现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便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要实现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统合整个中华民族；第三，要实现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这三重任务彼此矛盾，却又要同时解决。国民政府在三重任务的彼此纠葛当中，未能完成引领中国现代转型的任务； 这里面复杂纠结的历史结构，构成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这种超级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远大于中国国民党的动员效率。
更准确地说，国民党试图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但三民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理念，而非伦理性的理念，只能为政权进行正当性辩护，并不能起到规范世道人心的作用。 于是，强大的组织原则便会喧宾夺主，置换掉道德原则对于组织目标的定义能力。
北伐的过程中便发生了一系列过激行动，对传统社会秩序与伦理形成巨大的冲击，也令组织目标本身陷入混沌。 因此，蒋介石在1932年便提出要用“礼义廉耻”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1934年春天，更进一步将此主张具化为“新生活运动”，以他重新解释过的“礼义廉耻”之四维作为基础道德原则，同时吸取一系列现代理念，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力图达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目标。
礼义廉耻不能抽象地谈，它需要具体的社会载体。在乡村而言，就是以乡绅阶层作为该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他们与一般的底层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微观道德共同体的共生关系。而乡绅阶层只要存在，便对乡村人群具有组织能力，从而与政府从乡村汲取资源之努力形成抗衡；
而国民党又不可能取消乡绅阶层，因为这与新生活运动本身的逻辑相悖。这就使得国民党政府从乡村地区进行资源动员的能力相对有限，其在财政上更多地要依靠江浙财阀以及外国贷款的支持。 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存在这样一种障碍。
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乡绅阶层与底层农民之间在传统时代的等级共生关系，被转化为一种阶级斗争关系。共产党作为底层受压迫的劳动者的代表而存在，它引领底层劳动者反抗那些剥削者，敢于抗拒的人，便是土豪劣绅，会被镇压；而对他们的镇压，在终极历史时刻的时间维度中会获得高度的正当性。 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过程，土改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带来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效果。共产党由此所获得的乡村资源动员能力，远非国民党所可比拟。
在国际安全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并不会很高，稳定的政策与日常秩序的需求是第一位。一旦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很糟糕，则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就会变得很高，甚至会阶段性地压倒国家内生的历史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全环境越发糟糕，于是，共产党获得了特殊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其极为灵活的策略、极其宏大的格局、极其高超的效率，将敌后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并将自己从外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为内嵌于中国历史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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