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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初夏的傍晚，我从杨柳镇的邮局走回家。街上的人影逐渐淡去，城市的噪音仿佛水底世界的流响听上去模糊而混沌。无所事事的女人们纷纷拍打沉重的屁股起身离席回家，她们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空荡荡的麻将馆像一个张开阔嘴的哑巴。一个女人在扫玄关前的烟蒂，不远处一只白狗和另一只黑狗在打架。杂货铺的白炽灯忽然亮起，一个目光呆滞的老头在简陋的柜台前露出毫无美感可言的上半身。楼上的窗户飘来一个男孩的哭声，一个女人在大声咒骂。
如果他们当中有人也注意到了我，是否会有一丝怜悯和心疼？那个手里拿着一张白色信封的男孩，像丢了魂般掉进了阴沟里。他们会看到他从阴沟里笨拙地爬出来，手上的信封被水打湿。他的膝盖磨破了皮，屁股上沾满青苔色的臭泥。他一定摔得很疼很疼，虽然没有哭出声眼睛里却噙满泪水。
那天我想起了吴胖子和林方茹。想到他们离开了我，各自去了陌生的地方，我便感到万分难过。只要一想到，我在求学的路上，再也没有他们的陪伴，我就坐立难安。我悲愤极了，痛苦极了，然后将手里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撕得粉碎，一股脑儿扔进了阴沟里。
林方茹说，我要走了。
胖子说，我要走了。
他们像两只伴我常飞的鸟，一夕之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飞走了。
那天在山上，林方茹说，如果我们都死在这儿，来生我想做一棵树。
“得了吧，”我说：“做一棵树能有什么劲儿，鸟在头上拉屎，狗在上面撒尿，倒霉蛋还被人砍，多没意思。要我说，要做就做一活物，人不人的先别说，咱至少得有行动的能力。你成天到晚杵在那儿一动不动，跟一木头似的，不不，就是一木头，你觉得有意思？真没意思。”
“那就做一只鸟。”林方茹天真地仰起脸说。
“我爸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总爱说女人都善变，看来他说的没错。”
“你爸真不是个东西。”吴胖子冷不丁从哪里冒出来，鄙夷地看着我说，“刘生龙，你也不是个东西。”
“胖子，你今天可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胖子特威猛地从树墩上跳下来，一个趔趄摔了个狗啃泥。
从地上爬起来，胖子的气焰已消了大半，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地说，我问过我爸，他说洪水淹不到这儿是你爸说的。
“我亲耳听你爸说的。”
胖子嗫嚅着嘴唇，欲言又止。
林方茹来回打量我和胖子，摇头说，你们俩叫什么劲儿，谁说的这话有这么重要吗？
“一点儿也不重要。”我拍拍屁股说：“胖子你也别太放心上，大人都喜欢胡说八道，哄骗小孩。咱们作为晚辈理解理解就好，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胖子不置可否地看着我。
林方茹噗嗤一笑道，刘生龙，你可真是一人精。
“这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说的好像你跟你爸妈有多大血海深仇似的。”
“不是血海深仇，是大人都特虚伪和虚荣，当然除了你妈——”我指了指林方茹说：“每逢有人当我爸面夸我，我爸总是把我骂的狗血淋头，好像我不是他亲生的。等回到家我爸又乐呵呵嘱咐我妈晚饭给我蒸俩鸡蛋。再比如说我妈吧，长得没你妈好看——”我又指了指林方茹：“却总爱听别人夸她漂亮。”
“这人不都这样么？”林方茹捂嘴格格笑个不停。
“孙阿姨就不这样，”我又转头安慰吴胖子道：“你的心情我特能理解，但你也别太伤心难过，世界现在是他们的，但早晚是我们的。”
吴胖子被我这番慷慨陈词给唬住，他大概是意识到我的见解是多么的充满真知灼见，不免感到自惭形秽。我感觉我在胖子的眼里形象又高大了几分，于是趁机找胖子讨了两袋北京方便面，一袋用来解馋，另一袋借花献佛送给了林方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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