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20／第十二章／4
第十二章 莫负荒沙万里行，从头收拾旧山河。徐树铮率部入蒙，迫使外蒙无条件撤治
第四节 徐树铮不顾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反对，坚决插手外蒙撤治，重议外蒙撤治条例，提出四点原则意见
徐树铮一到库伦，外蒙王公、喇嘛就陆续前往拜晤。徐树铮一一接见，彼此互献哈达，表示以诚相见。其后一连数日，徐树铮或邀王公、喇嘛观操，炫耀兵威之盛；或宴请彼等，馈赠厚礼，用以拉拢，其于举止间，力图树立对黄黑两派不偏不倚的形象。徐树铮白天多方应酬，夜晚会商撤治，俨然成为全权代表，使反对者敢怒而不敢言。
11月6日，徐树铮率褚其祥旅长等三四随员前往参见活佛，并盛陈兵力于佛宫之外。参见礼仪简短严肃，宾主互献哈达，徐树铮劝活佛取消自治，而活佛不为所动，力言外蒙撤销自治，当非其时。徐树铮见活佛拒绝撤治，乃决意将外蒙撤治条例中有关优待蒙方的条件一概删除，而代以较为严苛的条件，向外蒙自治官府总理巴特玛交涉。
陈毅得知徐树铮参见活佛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当时，王公派坚决要求政教分离，期望通过撤治重获世俗权力。陈毅在北洋政府的授权下，正按着王公派这一愿望办理外蒙撤治。所以，陈毅生怕徐树铮受哲佛及喇嘛派左右，节外生枝。陈毅深知外蒙防务对于外蒙撤治至关重要，负责外蒙边务的筹边使与负责外蒙撤治的督护使办事要协调一致，然而，陈毅却在是否将条例草案交徐阅知的问题上，其内心极为矛盾：如果不交徐阅知，则他们之间的相互猜疑就不能消除，进而产生隔阂；如果交徐阅知，则担心徐树铮将自己的意见加入条例，背离中央精神，政令不一，招致蒙方轻视，发生错误，贻害大局。此前陈毅曾数电北洋政府，请示条例草案是否先交徐阅知，但终未得到答复。此时，为避免中央在蒙军政大员互不通气，产生矛盾，贻误事机，陈毅还是于徐树铮参见活佛的当天，急忙会晤徐树铮，向他详细介绍了外蒙撤治的进展情况，并将条例草案交徐阅示。徐仅表示：只要不妨碍筹边使办事，自然就没有其他意见。同时，陈毅又致电北洋政府，请中央作主：即使徐树铮有不同意见，外蒙撤治仍由他负责主持。
同日，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和驻恰克图佐理员李垣，按照徐树铮的指示，赶到库伦，前来参与重议外蒙撤治条例草案。恩华、李垣两人衔为都护副使，属都护使陈毅部下。徐树铮此举显然是想架空陈毅。
11月10日，陈毅面见徐树铮，约定明晚到陈毅处商讨条例草案。其间，徐树铮从国务院公电中看到徐世昌大总统对其“七不可”电文的赞许，这足以使他如获一柄插手外蒙撤治的尚方宝剑。但同时，徐树铮又获悉国务总理靳云鹏授意陈箓已密电陈毅，明确指示外蒙撤治交陈毅专办，他人不得越俎代庖。徐树铮对此及其不满，于是发给中央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表示要对外蒙撤治一事负责到底。其电文大意如下：
回顾我自从到达库伦之日起，一言一行每日必向政府报告请示，对于所见所闻或所思所想都分析明白，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身为统兵在外的将领，权宜甚大，难道我愿意这般俯首帖耳、谨小慎微地做事吗？只是考虑到近些年来，国家丧失威信，受到蔑视，因此，我要以身作则，将人们的言行规范到中央的意图上来。既然原议“七不可”得到大总统肯定，那么明天开会讨论自当抱定这一宗旨，同心协力，接洽商谈。对照筹边使官制职权，将条例草案中越权的内容删除后，责成陈使去办。如果陈使办不了，就请责成我去办，办成后归功陈使。同时我也会全力做好筹边使的本职工作。我只以国事为重，决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总之，西北筹边使为外蒙既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的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我奉命行事，一日不离职，一日就要恪尽职守，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如果明日卸职，即可从容隐退，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就丝毫不容他人侵犯。故作侵犯，就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就是破坏民国，就是天下公敌。我作为民国军人，与国同休戚。保卫法律就是保卫国家，这不仅是我本人而且也是所有人的天职。
11月11日晚，徐树铮偕旅长储其祥、参议杨志澄前往都护使公署，会同都护使陈毅及都护副使恩华、李垣，重议外蒙撤治条例，实则逼陈毅交权。
在陈毅介绍外蒙撤治办理情况后，徐树铮阐发其四点意见：一、启化原则：治蒙之策应以启化（即实施文明教化）为主；二、主权原则：撤治后政权应收归中央政府，不能中央收其名、王公收其实；三、政教并重原则：政教分离，平等对待王公和喇嘛，不可畸轻畸重；四、筹边使权力至上原则：西北筹边使为外蒙既定长官，其官制中所有职权不能受到侵越。徐树铮在会上还出示他与中央各通往复电报（其中包括“七不可”电文），供与会者参阅。陈毅表示附和，认为这些意见与条例草案宗旨相同。徐树铮却依据所提四点意见，驳议陈毅原订条例六十三条有很多内容与其所提意见宗旨背道而驰，主张仍要根据“七不可”电文大意，以概括笼统为宜，重订条件。一时间，会谈情势极为紧张。此前，陈毅在将条例草案报送中央时，曾强调条例草案中只有个别条款可再商量，其余各条大多不便更改，此时眼见徐树铮要对条例草案大加删改，内心极为不悦，认为徐树铮对于条文过分挑剔，不体谅办事苦衷。但在徐树铮咄咄逼人之势下，陈毅最终也只得同意条例草案尽可修改，不足之处可添补，与筹边使官制相冲突的内容可去掉，只希望对于其余没有太大问题的部分能够保留原文，用以安定蒙心，并建议待条文拟定后再作商议。徐树铮回应道：只要不违背启化的宗旨，就毫无争执。与会其他人员均无异议。会议结束时气氛有所缓和。
这一天正值徐树铮40岁生日，他本人未事声张。会后，陈毅设宴款待，大家“欢恰而散”。徐、陈二人尽管彼此提防，各怀心计，但总算还维持一个表面团结的局面。
当晚，徐树铮将会议情况电告中央，在电文中对陈毅颇多微词，认为该员言过其实，急功近利，思考问题缺乏深刻细致，自以为是，不能全信。最后表示，待新订撤治条文拟定后，仍由陈毅向蒙方交涉，他也会另行尽力，迅速敲定，以免旷日持久，节外生枝。事成后，功归陈使，他决不与之争功，等等。
徐树铮抵库伦后，确能立即发现陈毅在处理外蒙撤治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喇嘛派和王公派的问题上抓不到要害。徐树铮为人特点最显明的是才气甚高，能迅速把握问题的关键要害，但其恃才傲物，不易与人相处。这两个特点在库伦期间都充分表现出来。徐树铮不顾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反对，从陈毅手中强夺由国务院授权陈毅办理外蒙撤治的权力，并将陈毅置于其权威之下，甚至派兵监视陈毅，使之形同木偶，失去自由，无法正常行使职权。陈毅已被架空，无奈只得任凭徐树铮办理。
11月13日，徐树铮接到国务院来电，内称在他入蒙之前，国务院就已责成陈毅接洽办理外蒙撤治，所以，他应在旁协助，而不要从中阻挠牵制，中止撤治进程。徐树铮阅后，甚为反感国务院令其退居协助地位。他本来就未把靳云鹏主持的国务院放在眼里，当即回复一则措辞强硬的电报，表明只求成事、不与争论的态度。其内容大意如下：撤治之事决不会中止。你们责成陈毅办理撤治，我并未阻挠牵制，但敢断言，再过一年半载，撤治一事也不是他所能办成的。这是由于他判断事物不切实际，又被贪功的欲望所蒙蔽，一开始就已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此时我徐树铮若是撒手不管，则撤治一事就会立即中止。如此中止，听任国家损失威严，这不是我徐树铮所能容忍的。来电要求区别筹边使与督护使的权限，这恐怕是中央政府自我制造分歧罢了。只要能成事，又何必区分本位权限呢？督护使本应商承筹边使，而来电却要我处于在旁协助的地位，这是本位成见。来电志在撤治，那请诸位坐等撤治好了。我这里现已布置完毕，就在这几天，将不费一兵一矢，一发而中。如果发而不中，我将无话而返，静候陈使办结之日，敬领溺职之罪。
在电文末尾，徐树铮竟对国务院写道“不暇与均院晓晓（xiāo xiāo）不已”——没工夫与你们没完没了争辩。徐电回绝了国务院的指令，大有我行我素，“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之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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