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之有意思，在于它不仅仅创造了一种令人赞叹的美学形式，更在于提供出一个足以引发吾人对此世界之深入审视的“概念”，且此概念足以为吾人对吾人所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之本质的深刻洞察打开通道。
押井守之《攻壳机动队》为吾人提供了“壳”这一极简却又意蕴丰富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生活世界中貌似不可理喻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
当吾人行走在这个日益“赛博朋克”化的、氛围晦暗而令人压抑窒息的城市空间；当吾人在此城市空间遭遇到某个周身穿戴着“符号”的毫无真诚可言的“装逼者”的时候，吾人遭遇到了到底是什么呢？吾人遇到的与其说是某个空间中的某个人，不如说是某种“壳”。或者说：一种时空/人格之架构。
当吾人遭遇到某一个“壳”而觉得毫无违和之感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和对方拥有共同的“壳”（时空/人格架构）。倘若情形恰恰相反，则意味着我们的“壳”遭遇到了另一个“壳”，由于“壳”之人格架构的特性，吾人对异质的“壳”自然地产生“排异反应”。
人类是不免因其处境与观念而将自身构架为某种“壳”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区别在于：在前现代的世界里，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单一性将认同且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构架”为一个总的来说相对单一的“壳”（比如基督教人格或儒教人格等等），前现代世界中社会地位差异诚然塑造着不同的“壳”，但“壳”之间的排异性因文化与宗教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并非不可调和。现代社会则彻底地击碎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时空/人格构架，用社会化大生产处境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能力之差异所造成的阶级分层，去置换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现代社会的人格构架的形成基于阶级分化，人们自然地被分化为两个对立的人格构架——劳动者与资产收益者。在后现代的世界中，科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造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人格架构也日益多元化。但这并非乐观主义者们期待的“福音”，因为人格架构的排异性决定着当人们被分割为若干个绝难认同互不买账的人格集群，则社会的粉碎性分裂以及带来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攻壳机动队》的背景就是这么一个日益陷入人格构架的粉碎性分裂、日益“赛博朋克”化的后现代世界。人们在各自的“壳”中过着自以为“真实”的生活、却意识不到实际上自己早就被某种“程序”给设计了。人们因此卷入各种的争斗之中，但人们意识不到真正争斗着的乃是自身以外的不同的程序以及“病毒”，人们不过是无意识地充当了争斗着的程序以及“病毒”所操纵的“傀儡”。《攻壳机动队》的主角、生化特工草薙素子是一个意识到“傀儡”问题而不停地探究人超越其“傀儡”身份以外的人的本质（或曰灵魂）是什么的“人”。
草薙素子的追问终将得出什么答案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这一追问让吾人生活于其间却浑然无知的“时空/人格架构”的性质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让人想到今天中国的那些袁腾飞和孔庆东辈的粉丝们之情绪对立之本质。这些对立的“意见”阵营的粉丝们皆自以为自己正确而对方傻逼，但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意见”之争不过是被设计好的“意识架构”之争，而此“程序设计”实际上服务于设计者的意图。人们不过是毫无察觉地充当了被设计出来的“意识架构”之争的“傀儡”而已。
人们毫无保留地认同他们自以为自由选择的“意识架构”而意识不到此“意识架构”的设计性，乃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的立场以及觉知能力被抹去了。而抹去他们的灵魂的，正是他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虚伪、二手而脱离实在的、被设计的后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对于那躲藏于阴暗处的“意识架构”之设计者而言，人的灵魂乃是一个麻烦。因为人一旦拥有了“灵魂”，则其第一反应就是独立思考、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拒绝无条件沦为任何流行观念的粉丝或代理人。
每当我看到《攻壳机动队》中那经典的“傀儡游行”、且配以诡异玄幻的“傀儡谣”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敏感地觉察到，实际上日本人很巧妙地把中国人给狠狠地挖苦了。因为那些个“傀儡”皆中国之文化符号。尽管沦为“傀儡”乃是进入后现代以来遍及整个世界的现象、日本人也不能免，但当日本人在通过《攻壳机动队》来拷问那被设计的人格架构之外的“灵魂”的可能性的时候，中国人却群体性地沉迷于“抗日神剧”这类低级的“傀儡戏”，我因此不能不冒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认为这样的挖苦对我们民族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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