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由朱大可、吴炫、徐江等人编著的《十作家批判书》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十作家批判书》中，当时的青年学者对钱钟书、余秋雨、王蒙等现当代的十位名家进行了猛烈抨击。似乎是在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批评时代的到来。但该书的所谓批评,却与人们所期待的那种求实、科学、理性、平等、善意的批评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不可否认，《十作家批判书》中有一定的合理切中作者要害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批评却给人一种虎头蛇尾或者底气不足的感觉，并不能做到真正的理性、科学。比如，《十作家批判书》中对钱钟书的批判更多的是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假想敌，但明显底气不足，以致后来强行拉鲁迅来贬低钱钟书。关于王小波的文章,并不是批评王小波而是批评对他的误读,虽然打上了“批判”的旗号，但实质上确实一种褒扬。并且对于王朔也是假抑真扬。批判北岛的文章也主要是批判其“诺贝尔情结”。问题是,北岛有没有“诺贝尔情结”是一回事,北岛的诗是好是坏,有没有突出的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将二者搅和起来显得思维混乱。还有对于汪曾祺、贾平凹等作家的批判存心找问题，强词夺理之处居多。
那么到底何为文学批评呢？文学批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与词典》中定义“批评”为“批评，或更具体地称之为文学批评，是以研究有关界定、分类、分析、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总术语”。而“文学批评的最终任务是要对文学进行分解（并且追根穷溯），以搞清它究竟是什么，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还要搞清它究竟如何及为何具有这样的性质和意义”。相对来说《十作家批判书》中的文学批判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更与理性、科学的批判相去甚远。本文主要是本文主要从双重身份的尴尬、批判主体性的失落、文学批判严肃性的解构等三个方面，来浅析《十作家批判书》中在文学批判领域所呈现出的得与失。以期理清真正理性科学的文学批判的本来面目。
一、双重身份的尴尬
从最早的《余秋雨批判》、《知识分子批护》到《无知者无畏》、《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再到《中国十大社会热点批》、《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文化批评类图书的纷纷出笼，之前高高在上的文学批评终于走向了普通大众。而《十作家批判》作为其中一个的一员，成为文学畅销书的同时也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思考与尝试。
首先，作为文学畅销书，将文学批评从曲高和寡的地方拉到普通民众之间，自然会少不了迎合大众的口味。从《十作家批判书》中选择批判的作家就可以看出一二。当然其中也并不乏学术理性的闪光点，比如朱大可关于余秋雨的批判可以说是直中要害的，细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可以看出，余秋雨的写作确实有如朱大可评论的“过度煽情的话语立场，以致削弱了余文进行‘人文主义沉思’的力度”。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与日本村上春树的《远方的鼓声》相比，余秋雨的写作会有一种模式化的嫌疑。但朱大可除了对余秋雨文学创作的评论之外，更多的将文章的焦点集中在余秋雨既要当人文知识分子又要当市场化的文化人。对于这种双重身份认证的尴尬其实不仅对与余秋雨有用，对于作者也同样适用。
在《十作家批判书》中，朱大可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畅销是一种市场营销策略，并且将它总结为四点，“一是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二是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母题；三是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模式；四是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其实反过来这也同样适用于《十作家批判书》的畅销。从他们选择批判的作家，以及以“颠覆”、“暴动”等词语作为醒目标题，这也是在激起普通大众的兴趣，实质上也是一种策略。并且作者在文章中也反映了他自己在双重身份中没有解决好矛盾，他既不能简单否定市场化，又还没有想清楚文化人应该在其中的身份和角色，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尴尬境地。
《十作家批判书》本身的出版是否是一场精心策划、哗众取宠的商业营销还有待确认，但它带给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思考还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此外，在知识分子与市场化的文化人两重身份之外，这些作者还比余秋雨多承担着另外一重身份就是批评者。而作为文学批评者应该有一种独立纯净的精神姿态，所以他们不仅要解决文化与市场的冲突，还要始终坚持一个批评家的操守。
二、批评主体性的失落
从《十作家批判书》中对苏童、汪曾祺、北岛的批判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岗上俯视尘世,动辄拉出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卡夫卡、卡佛、鲁尔福等大师作“陪绑”的拉郎配式的“比较文学”可以看出他们的评论有着故作深奥之嫌。其实，在选择批评对象与运作出版的过程中他们作为批评主体的地位也已经发生了偏差。雷达先生曾对《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动机做过如下描述“此书商业炒作和市场运作的意图甚为明显,什么‘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等语,真是危言耸听,有靠‘灭’名家以招徕读者的用意。这些话当然不是说给文学界听的,也不是要搞真正的学术批判,而是要推向社会,抢占市场,调动人们的猎奇心理的。”他们这样做,说白了,“就是赚钱”。
从这样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更多的是为了刺激大众的胃口，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而从这一点来说对于文学批评，潜在的大众文化需求已经逐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满足普通人对于名人的“窥探”欲望，发泄大众对于所谓知识者潜在的抵触情绪。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实际上是由这一定代沟存在的，而这种批判书籍的出现也正是将名家名士拉下神坛，借以填补他们之间的鸿沟，进而满足普通大众的补偿心理。
在《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对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已经被纳入了文学批评的研究之中。但是文学评论最主要的还应该是出于学理的独立不倚、求实中正的批评;不受非文学因素影响,忠实于自己的审美判断,臧否倾向鲜明的批评。过多的受大众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受市场的影响，批评家必然不能忠实的遵从内心，同时批判的主体性也相应的会受到挑战。其实，批评主体性的失落也隐含着现代文人对于自我命题的急切和无法命题的焦虑。
三、文学批判严肃性的解构
《十作家批判书》对于文学批判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于其严肃性的解构。其中的文学批判呈现出一种过于情绪化、个人化，而非理性求实的姿态。除了上述以“拉郎配”的形式与外国文学大师进行比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理性的表现在批评话语的运用。以一种苛刻的、绝对化的、情绪化的批评方式，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以横扫一切,否定、“灭掉”对方为目的,言辞激烈刻薄,意气用事,甚至大搞粗俗的人身攻击”;方法上通常“用道德审判取代文学批评”,“对待历史现象”往往持“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样就使得其可能蕴涵的“片面深刻的真理变成了全面的肤浅”。这种调侃的态度、亦庄亦谐的文风将文学批评的颇像王朔的风格，就是“拆台”。
对于当代文学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王朔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虽然在《十作家批判书》中有对王朔的批判，但基本套用的是“三分过七分功”的模式，尽管顶着批判的名声其实是假抑真扬。所以当曾经的被批判者王朔走向了原告席时，《十作家批判书》（二）也就出现了，他马上拿出开涮的看家本领，将鲁迅拉下水。就是在由《十作家批判书》将经典作家拉下水以及后来的葛红兵对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否定等等热闹非凡的讨论中，文学批评的严肃性以及有效性也遭到了质疑。
《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其实对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许多思考与启迪。首先对于批评家与作者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提出了挑战，对于批评家过于表扬化的倾向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于旧思想的批判也需要新思想的奠基，如果没有成熟的新思想支撑也就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气泡，一触即破。另外，文学批评确实需要建立一个能够相互对话的平台。在这些方面，《十作家批评书》可以说是游戏和它独特的历史价值。但是在他们的批判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只有以求实中正的态度，独立自由的精神姿态，以及对批评对象的充分尊重，才能真正建立一个良好的文学批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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