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只要放假，早晨六点半左右的电话铃声，就会变成从蒸笼里跑出来的热气，把我和姐姐从睡梦中拉醒。简单洗漱后，我们就会从一栋红格子小屋，蹦跳到另一栋红格子小屋。这时，爷爷都会先把车从车库推出来，在门口张望着着，耐心地等我们来，然后载着奶奶和我们姐妹俩去喝早茶。
清晨的酒楼并不会特别繁忙，在座的大多数是老人，他们有的三三两两唠嗑家常，有的则独自品茶，戴着老花镜阅读报纸。每当走进酒楼，那些穿着黑西服的酒楼经理就会热情而又熟络地问爷爷，“文叔，四位吗？”，那时，我的目光一般都会停留在那些姐姐们的头上，因为她们戴着的蝴蝶结和细网兜，跟跳天鹅湖的芭蕾舞仙子很配。
茶端上来以后，爷爷就会教我们把白瓷碗筷用茶水涮一遍，虽然我觉得杯碗都很干净，但也还是照着爷爷的吩咐，认认真真地用橙色的茶水，从上往下浇洗那长长的黑筷子，然后像水车那般，转着圈圈让装在碗上的茶水润过杯沿，最后再将勺子在上面搅一搅。那时，爷爷洗餐具就如同武林高手那般得心应手，而笨拙的我每每都会认真得像一个线长，一边提防着茶水烫到我的手指，一边又要监督餐具的每一个角落，保证他们都走过这一条“流水线“”的质检环节。
洗完碗筷，我就会盯着那几辆服务员推着的小车。整个小车就像一个魔术师，蒸笼一个叠着一个，最顶上戴着一顶“帽子”，“帽子”一打开，就会有各种搭载着美味的水蒸气飘扬而出。点心总是被小车底部的热气暖暖地抱在怀里，所以总是温热的。爷爷一挥手，小车就停在我们桌子边。我和姐姐总抢着去揭开蒸笼的盖子，看看这熏眼的热气腾腾，装着什么让人垂涎三尺的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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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鸡、虾饺、烧卖和风爪都是我们和爷爷的必点。暗绿色荷叶就像是宝盒上的两层盖子，包裹着米饭。在高温的蒸笼下，荷叶给糯米染上了诱人的淡黄。米粒黏黏糯糯，又渗透着荷叶的清甜，吃着有茶水过喉后的唇齿留香，令人余味无穷。最让我欣喜的是，用筷子从糯米鸡中间“打”一个小洞以后，就可以翻出咸咸的蛋黄、柔嫩的鸡肉和吸吮了鲜美汁液的蘑菇切片，这都是我小时候的至爱。虾饺也是我的必选，晶莹剔透而又不乏韧性的薄皮，裹着脆甜的虾仁，远远望去，就像是个吞着橘色珍珠的软贝壳。红色的凤爪也总让我控制不住口水，尽管奶奶总是说它色素太重，不能多吃，但爷爷和我们两姐妹对此充耳不闻，那时我想，除了爱吃清淡的奶奶，没有人敌得过那酥软入味的皮和有嚼劲十足的经吧？此外，爷爷还会点上麦兜也爱吃的大包，他说那样肚子才会满足，然后给我们姐妹点上一笼奶黄包，我也逐渐钟情于它那颗点在头上的淡黄的“痣”，以及甜而不腻的馅。
吃饱喝足后，爷爷就会让姐姐算算那个印满格子的卡纸上有多少个印章，看看是不是跟桌子上的蒸笼一样多，再算算一共花了多少钱。我当时还小，只觉得那张布满格子的卡片就像一个迷宫，以及好想收藏几个推车员手上的圆圆印章，因为他们每次在纸上按下印章的时候，总感觉威风凌凌的，像是什么暗号，所以爷爷才总是让姐姐去数，去算。等我再大点，学会了算数和识字，爷爷就开始教我怎么算今天早茶的费用。于是，我逐渐明白了每一种早点都有自己对应的“称号”（小点、大点……）和价位，如果姐姐要是没有来喝早茶，我就成了核对早点数目和价格的“小会计”。
如今，那一家家从前我们常去的酒楼，已经陆陆续续倒闭或者搬迁了，我们家也搬去了别的小区，但爷爷也还是住在那个红白格子的旧屋里，只是他不怎么去喝早茶了。爷爷现在半个身体中风，走路总是一拐一拐的，前几天还因为晚上上厕所时，腿一软，跌倒在了厕所，昏迷住院。爷爷耳朵已经渐渐听不清别人说话了，平时在家，大多数时间就是坐在懒人椅上呆呆地看粤剧，只有偶尔在奶奶取笑他时，他才会反应过来，傻笑一番。他忘了很多东西，但却依旧记得我们这几个孙子孙女的名字和脸；他的手不再有力，但也是这同一双手，当初用摩托车载着我们三个人，平平稳稳地穿梭于车流间，护着我们一路平安。
光阴就如此轻佻地踮着脚尖，跨越了十多年光阴的门槛。如今，我和爷爷已经生分了许多，尽管我会提高音量跟他讲话，但他却很难听见，有时只是半响后突然反应过来，对着我憨笑，叫一声我的小名。
有时，我也想像小时候那样，将脸趴在爷爷厚实的背上，把爷爷抱得紧紧的，让他永远带着我们，飞驰在去喝早茶的路上。我想像小时候那样，坐在爷爷隔壁，让他再教我们好好清洗一遍杯子，一起多吃几个早点，一起核对卡片上的印章，当个精明的消费者。我想让爷爷永远年轻着，在他永远在憨笑的同时，也能和我们一起闲话家常。
我想，爷爷带着我们去喝的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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