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古装影视剧里，经常能看到大臣们在那跪着毕恭毕敬地向皇上汇报工作的场景，但是如果把“下跪磕头”作为我国古代亘古不变的面君之礼有失偏颇。
春秋战国时期，那会人还比较淳朴，君臣关系也比较随意，《晏子春秋》里记载，晏子拜访齐景公，行拜礼，这里“拜”的意思绝不是下跪磕头，而且拜礼也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比如表示祝贺。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把称号由“王”改为“皇帝”，自称“朕”，制命为“诏”，搞什么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是也没定下下跪磕头的礼节。
到了汉朝的时候，大老粗刘邦夺得了天下，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自己不如张良；搞好后勤、安抚民众，自己不如萧何；领兵打仗、战无不胜自己不如韩信。
咱们看看刘邦这几个智囊，都不是什么真正儒生，张良据说得黄石公授予《太公兵法》，得以俯仰天下大事，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萧何原来是个刀笔小吏，韩信是个市井无赖，樊哙则是个贩夫屠狗者，加上大混混刘邦，这么一群人得了天下。
刘邦做了皇帝，手下这群哥们还像原来那样，在刘邦这胡吃海喝、大声喧哗，“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让刘邦很是厌恶，这时候一个叫叔孙通的家伙出现了，对刘邦拍板我来整套礼仪，管管这些没礼数的家伙，随后他找了三十多个儒生开始研究，然后组织一百多人演习。
后来十月岁首朝会礼法首次使用，直接把一群文武百官都震住了，那是彩旗招展、口号声声，朝仪行礼、次序井然，一切得按着规矩来，所有人都诚惶诚恐、肃然起敬。
酒宴上那些有资格陪刘邦坐在大殿上头的功臣元老也都叩伏在席上，一个个按着爵位的高低依次起身给刘邦祝酒，下边的更无一人敢喧哗，谁敢坏了礼仪，负责纠察的御史直接上去把人拉出去，刘邦后来高兴地说：“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
叔孙通这下子也发达了，不仅升了官，得了重赏，而且留名青史，司马迁尊其为汉家儒宗。、
一位史学家说了：“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对坐，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当然那会还好，官员还可以坐着奏事。
等到了宋朝时期，官员就必须站着议事，皇帝才能坐着，偶尔给年高德勋的大臣赐个座，那是臣子莫大的荣耀了。
到了明朝，《大明会典》里明确规定：“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向皇上奏事，必须跪着，皇上说起来，才能起来，发布圣谕，也都要跪着，并且那会跪拜成为常态，任何场合见到皇帝要跪，并且下官见到上官要跪，官员见着藩王要跪。
接下来咱们说重点，清朝时候，把跪拜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要跪，还要跪得持久。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军国大事，皇帝裁决；军机大臣，跪受笔录。
皇帝召见大臣议事，议了五个小时，大臣就得跪五个小时，一些老臣，如果皇上体恤，赐给个毡垫，可以跪在上面，总之，甭想站着，更别奢望坐着了。
至于年轻的大臣，就踏踏实实跪着吧，所以那会清朝大臣都有专门的护膝，想当官的读书人不光得研究学问，没事在家还得练跪功，打造一双铁膝盖，别想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了，要不到时候面圣，跪一会晕了可不成。
刘罗锅的老爹刘统勋，史书里说是在上朝路上死的，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年纪大了，跪死的，总之是因公殉职，乾隆皇帝闻讯慨叹失去股肱之臣，追授太傅，谥号文正。
并且明清时期，皇帝的老师都成跪读学士了，给皇上、太子上课，老师必须得跪着，清代大学者纪晓岚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采用下跪的姿态而遭到了皇帝的训斥，纪晓岚尚且如此，别的大臣的境况可想而知。
应该说，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进入中晚期，皇权在不断加强，也意味着人权的逐渐泯灭，封建社会也终究会走到尽头。
当年，已经崛起的英吉利王国派专使出使大清帝国，希望通商贸易，这本来是一件促进东西方交流、有利国家发展的好事，可乾隆皇帝却坚决不准英国专使晋见，原因很简单，因为英使马甘尼不肯对皇帝行下跪叩头的大礼。
乾隆末期，所谓的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蘘却已尽上来了”。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历史也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对比一下，想起了历史上下跪的感人一幕，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
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
有人深情地写到：“双膝跪成直角，赋予世界一个全新的角度”。勃兰特的一跪诠释了一个大国的担当，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跪拜没有错，跪天、跪地、跪父母、跪良心，但如果形成了一种病态化的模式，那何谈骨气和尊严，正是男儿膝下有黄金，雄狮不会爬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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