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的时候，今年6月刚入职的小常突然问我：“张老师，你为什么想着创业？”
她这样问的背景是，我是事业单位人员——照当前流行的说法是“有户有编”，却在今年带着部门的几个年轻人（最长入职时间不到三年）做起了面向市场的教育产品开发。除了产品的市场化定位，我负责的这个部门现在基本是创业团队的格局和氛围。以开会为例，我们部门的会很少、很短，但平时各个环节的业务沟通和交流却很频繁。如果是涉及部分人的事情，只开这几个人的碰头会，决不开部门全员会。由于部门采取了“科层制＋项目制”的运行机制，每个人都可以就自己负责的项目召集相关人员开会，但必须提前发布议题和会议时间、地点。每个月初都有一次针对上月度的总结会，由我以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召集。会上人人都要发言，谈自己最近一个月主要做了哪些事情，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还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对部门其他工作有什么意见。发言者必须围绕问题和思路，条分缕析地讲，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
作为新媒体部门负责人，我坚持认为，新媒体的识别标准不在于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不在于很多人喜欢挂在嘴上的B2B、B2C、C2C、O2O等时髦概念，而是我们能否真正认识到移动互联时代“互联互动”带来的知识生产与运用、社交格局、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进而在这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中主动适应、积极创造。就像数据科学家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说的那样，这是网络化的时代，知识具备了网络属性，规则已经改变。现在讨论“谁是房子里最聪明的人”没有意义，因为最聪明的是房子本身，即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和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络。
所以，我相信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是聪明的，最高的智慧分散、分布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连接网络和互通规则，有效聚合和利用这些分布的智力资源。如果今天我们依然把刚入职者视为还要三五年甚至更多年才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给他们制定一套必须无条件适应的成长流程和规则，那么，这样的理念和管理机制无疑是违背互联网精神的。我不太相信传统媒体能够转型成功，一个重要判断依据就在此处。
作为一个“有户有编”的体制内人，我太了解体制与人性是如何在互动中打上死结的。出于警觉和不信邪的心态，我一直在抗拒这种温吞的互毁方式。十多年的体制内生存，反倒越来越强烈地激发了我的创业念头。2014年毕业季，我作为部门负责人第一次招聘应届毕业生，迎来了一个刚毕业的硕士女生。我跟她大谈体制内创业的想法，却发现她反应平淡。有一天，她大约是忍无可忍了，直冲冲地对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想创业的”。后来的沟通使我惊讶的意识到，如今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实想的是“安稳”，有户有编，再有一分不错的薪水，人生夫复何求？！他们选择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好不容易有了安稳感，你却要带着他们去创业，无疑是跟一种很普遍的人性作对。
但是，我还是要谈创业，要尝试创业，并努力寻求可以合作的创业伙伴。这是一股持续的热情，而不是一时冲动。这几年，无论是开发新媒体网站、策划和设计教育产品，还是联合互联网公司开发教育行业数据分析平台，我都有一种不断延伸的成长感。在这种延伸中，我渐渐塑造出了一个原先没有预想到的自己，也在一点点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相对于话语批判，我现在更喜欢不声不响地做出点什么，让更多人觉得——嗯，原来这样也不错！你可以称之为行动批判，但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我更愿意强调这种行为是积极的建设。我见过无数抱怨体制的人，听到过无数种抱怨，如果用社会学理论来分析，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结构功能主义者，即认为社会强有力地塑造了我们每个人，而不是我们每个人做好了自己、联合起来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影响和改善社会。后一种观念，也就是社会行动理论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到底，还在于我们想怎么过一辈子。我觉得人活着的最大乐趣，就在于我们可以不断探索人生的可能性，尽可能不受限制地发展自己。很多时候，限制确实很铁板，困难确实有很多，但还不至于到维克多·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所经历的吧。他在炼狱般的生活中，前所未有地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即便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人还有至少一点点支配和主导自己的自由空间。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谈的是创业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创业的具体目标和过程。没有这种思维方式，即便创业有所成也会缺少价值内涵。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不管在哪里（只要是有选择的驻留）都能做出不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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