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第一枪的那些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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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再回到四支队韦家大屋旧址。

交谈中发现，我和佘馆长的个人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兵，现在都已年过花甲，曾经都为建立新四军的纪念设施奔走呼号过。

他从部队退伍后，担任东港村支部书记，自感义不容辞，跑了不少部门，最终建起了这座纪念馆。我那边是在蒋家河口战斗六十周年之际，竖起一块纪念碑，并请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老领导们出面，请时任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的叶飞将军题写了碑名，万海峰、张铚秀等多位老将军也都题词纪念。

从工程量来看，这边的纪念馆比那边的纪念碑要大得多，内容也复杂得多。我问佘馆长，这些资料和实物是从哪来的。佘馆长说，这都是省市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党史部门的功劳，但我也亲手征集了一件，就是高敬亭女儿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

听他这么说，我再次来到陈列那封信的展柜前，驻足良久。

这是一封读起来令人伤感的一封信，它的背后承载着一段让人痛心的历史。

正当四支队在东进征途上连战皆捷时，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开进大别山，高敬亭闻讯自然十分不快，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却在背后吞食我的根据地。于是急忙召回东进中的七、九两团，同时致电新四军军部，要求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领导王明和军部的首长都特别讲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得知高的意图后，雷庭震怒，指斥高“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拥兵自重”。

尽管高随后又将七、九两团重新派到前线，但已经晚了，想整垮他的人抓住了这个把柄，岂肯轻易放下。小报告接二连三地打到军部，军部的首长本来就对“拥兵自重”特别敏感，面对这样的报告自然高度重视。

军首长特地从皖南来到江北指挥部，“解决高的问题”。在对高敬亭进行连续3天的批斗后 尚不过瘾，欲施枪毙而后快，并将此决定同时上报国共两党中央。

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中共中央方面迟迟不见回电，国民党的回电却很快到了：“奉委座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当初曾悬赏10万大洋要高敬亭的人头，今天你们共产党自己要杀他，何乐而不准！

军首长执行这个电令也异乎寻常地快，未等中共中央回电，就匆匆枪杀了这位抗日前线的悍将。

呜呼！抗战时期的最大冤案，就这样离奇地铸成了。不离奇吗？由国民党下令，共产党执行，枪杀共产党高级将领，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

这还不够，那些人还要 “肃清高敬亭的余毒”， 搞得四支队将士灰头土脸。

从此，四支队的赫赫战功不再有人提起。解放后，人们在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时，“东进第一枪”被再次提出，但这时的第一枪已不属于四支队，而是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在江苏镇江西南的韦岗所打的一次伏击战。在战斗发生地韦岗，竖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的顶端是一支直指蓝天的步枪，昭示着这里曾是“东进第一枪”发生的地方。

韦岗战斗无疑打得很漂亮，但它发生在1938年6月17日，距离5月12日的蒋家河口战斗，已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其中的原因是“你知道的”。

历史总是要恢复她的本来面貌，但必须有一个锲机。这个锲机，就是高敬亭女儿高凤英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

05

高敬亭死时年仅32岁。他的妻子史玉清在他死后遭受株连，被开除党藉，逮捕入狱，10个月的大女儿被迫送给一农户抚养，后被饿死。在狱中，史玉清生下了小女儿高凤英。

1975年10月，已经在解放军105医院工作的高凤英，在他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的支持和鼓励下，含着热泪向毛主席写了一封要求为他父亲平反的申诉信。

其实，对于高敬亭的死，毛泽东在案发后就已经非常不满。当初中央给新四军军部的回电，是要对高采取过渡的办法，即另派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调高敬亭到延安学习。但这个电报还没到，高已经被杀害。

为此，毛泽东气愤地电责新四军军部：“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1939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

毛、周、刘所说的话，可以视为中央最高层的态度，遗憾的是，这个态度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未形成正式的中央决定为高敬亭正名。尽管后来刘少奇在皖东纠正了部队中歧视原四支队人员的错误，但死者的冤屈仍背负在身。

如果说，战争年代无暇厘清这类敏感的冤案，那么，解放后20多年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呢？要知道，当时的高敬亭是挂着少将衔的支队司令员，这样大的案子居然不管不问，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高凤英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我父亲是革命者，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者又为什么被杀呢……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此时的毛泽东尽管已病魔缠身，但思维仍然清晰。见到信后立即批示：请汪东兴查办，并将结果告我。

一年后，毛泽东逝世，但那个批示的效力还在。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正式通知，为高敬亭平反昭雪。其后，国家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高敬亭的冤案澄清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抗战业绩，也随之陆续回归青史。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率先推出蒋家河口战斗，还原其东进第一枪的历史地位。

2002年9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由中央批准出版的执政党史书，是正史。这部史书对抗战初期新四军的对日作战，按支队的序号先后作了概述，其中关于韦岗战斗和蒋家河口战斗 ，有如下定论性文字：

“在江南，粟裕率先遣支队于（1938年）4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截击日军的汽车队，消灭一股敌人，取得江南新四军的第一个胜利。”

“在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的率领下，于（1938年）4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月12日，在皖中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歼敌一部。这是江北新四军取得的首战胜利。”

安息吧，高敬亭将军。您的抗战殊勋已永载史册，您所打响的东进抗日第一枪，将会永远激励着江淮儿女积极探索、勇争第一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