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美术圈有两件令人瞩目的事件：一是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在香港佳士得拍得4.6亿港元；二是大陆首个董其昌大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当“苏轼”“董其昌”这两个名字同时被提起的时候，不由得使人想起他们在文人画，尤其是文人画理论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它的由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其理论发展，开始于苏轼，系统于董其昌。
苏轼与董其昌
苏轼：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
苏轼提出了一种“士人画”的概念，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确立了一种中国文人画的审美标准，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轼文人画理论的观点及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常形，常理，言晓画。苏轼在其所著《净因院画记》中提到，“余常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
董其昌《高逸图》
以诗入画，诗画一体。苏轼对王维推崇至极，曾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欣赏、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极大程度地拔高了王维的历史地位，后者也被称为文人画的鼻祖。他还主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传 王维《江干雪霁图》
追求神似和尚意。他在论述中提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又言，“时时出木石，荒怪意象外。”可见在他眼中，画不在乎像不像，而应该讲求一种文人的意境。后世文人画家依此标准在作画之时总是力图营造一种“象外精神言外意”的意境，给观者“画外意无穷”的观感。
董其昌：文人画的发展指路人
董其昌对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文人画”的概念，进一步探索了文人画的形式语言，并由此指出了文人画笔墨形式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以静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
董其昌小像
此后，董其昌的“笔墨精妙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地演绎和注释，笔墨形式所具有的独立价值成为文人画与画工画的重要区别。
在审美境界上，他主张以淡为宗，还强调“丘壑内营，淡由天骨”。他还推崇古人，讲求节制，坚守了中国传统文人清高、淡泊的审美格调。这也从侧面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普遍的审美情趣。
他系统总结了文人画历史经验的同时推出了以纯文人画为主的“南北宗论”，以佛家禅宗分南北而喻，认为画家也应该分南北两宗，这种分类既是对苏轼“士人画”的一种回应，也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人画终结了吗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提出“文人画四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但不管是从文人画实践，还是从文人画理论来看，文人画理论在董其昌之后基本是缺失的，虽也有零星的发展，已不成气候。
元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文人画并没有终结于董其昌，但文人画理论却一直是缺失的。美国学者卜寿珊也在《心画》一书中提出，“研究文人艺术理论当以苏始而以董终”。
文人画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当下的文人画已不同于苏轼的士人画、董其昌的文人画；不存在的是文人画理论，只有建构了当下的文人画理论，才能合理去阐释当代的文人画，当下的评论家也就不会以古人之思套用今人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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