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的复杂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往往在真理的大树上，也会生长着一些谎言的枝叶；极端无序的废墟上，不仅仅有垃圾，更会生长出有序的宏伟架构与伟业。
行贿这个名词可不是随便说的，在中国，无论古今，都是敏感话题。但是也可以这样说，有政治的地方也许就会有行贿的现象发生。除了纪检委可以正大光明地向群众通报打落了几只老虎，约谈和审判了多少腐败分子这样大快人心的消息，一般人是不能轻易谈论腐败和行贿这类事情的。因为措辞不当，一不小心就成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永无面世之日。我想，对行贿避而不谈的原因不应该是无论你说什么都会受到政治的打压，而是不敢面对行贿伤害的对象是谁。
行贿这个现象，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中国古代的赵高不但是贪污行贿的行家，更敢当着皇帝的面指鹿为马；南宋右丞相陈自强“光明正大”谈价钱和卖官；最著名的清朝和珅：家产超过朝廷十年收入。在现代中国，不仅在官场上行贿案屡禁不止，甚至很多世界五百强企业被曝光政府施行行贿。有数字统计，中国在近十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企有关。“沃尔玛案”、“朗讯案”、“德普案”、“IBM案”、“家乐福”、“西门子案”“大摩案等”都是在中国已经通过法律程序已处理的500强企业在华行贿案件。行贿的目的是获得特权和便利。世界500强企业往往有着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上百年的历史，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企业文化，才能在百年考验中走到今天。行贿这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定不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为了利益和自身的发展，只要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有利，就毫不犹豫去做。
大家都认为行贿这种不光彩的行为，都是唯利是图之辈才做的。可是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以卓越的功勋抵御倭寇（中国南方的日本倭寇和北方鞑靼），保全千百万百姓的生命安全，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行贿的名声，他就是明朝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他在年轻时看到日本倭寇侵犯中国山东沿海，义愤填膺地写下“封侯非本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并将这一人生理想作为初心，贯穿一生来实践，并为此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多年，打击了嚣张多年的沿海倭寇，确保了山东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多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他写成兵书《纪效新书》，成为日本武士竟相学习的奇书。日本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学者和军事家。他是一位多么奇特的人，敌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民族英雄与行贿共存。这些相对矛盾的特质让我们不得不用立体的、多层次的眼光来看待他。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从来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像明朝一样党羽之争到了登封造极的程度。朱元璋执掌全国后，他建立厂卫制度，控制官员和全国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并将这种制度和传统延续下去。从朱元璋开始，宋朝那种皇帝和大臣相互牵制的局面就消失了，朝廷的君子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群伪君子了。没有了丞相的平衡，皇权和士大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最终，所有的政治风暴和内部事务都在这里。
戚继光一生经历了三代皇帝，分别是明世宗朱厚熜、明穆宗朱载垕、明神宗朱翊钧。这三位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亲自参与党派争斗，明世宗统治中晚期的昏聩而败坏了朝纲，政治坏了便秧及各个方面，兵变和民变四起。明朝的党争，尤其是内阁的争斗始于隆庆一朝明穆宗时期，朱载坖本人也不能制止内阁辅臣之间的倾轧。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明朝末年的党派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有的时候甚至已经盖过了皇帝的权利。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忠臣志士想要做一些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可就难了。如果他们不巴结权臣，一辈子都别想有用武之地。明朝内忧外患，明世宗统治中晚期，东南沿海的倭寇为非作歹，他们在十年的时间居然杀害了东南沿海地区十几万军民，还有北边俺答汗统率的蒙古大军的不断的侵略。但是戚继光发现，如果他不向权臣行贿，根本连报效国家的机会都没有。戚继光早期的时候，也是有心报国却无能为力，当时明朝朝政荒废，朋党之争不断，地方贪墨成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沦，他最后被逼无奈之下，只得找当地的乡绅地主筹集资金(当然用了一些不光彩手段)，用于贿赂上层官员，终于得到了募军和出征的权力。他后来为了贿赂当朝宠臣张居正，居然卖了自己的房子去给他行贿。戚继光因为党派之争，被贬广东，到了广东还不到3年，又遭到罢免，回乡后病死。离职之时,“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去世前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一位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要靠行贿做自己成功的铺路石，英雄的内心是有多凄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是嘲讽了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嘲讽了英雄无奈至极的另一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