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哲

2017年1月14日,汉语拼音之父、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以112岁高寿,不幸驾鹤西去。“死而不亡者寿”,周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为人之道与高风亮节,将永留人间!周先生寿登112岁,可谓人间罕见奇迹。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如今八十九十,比比皆是,“人生百岁”,才算稀奇。至于周先生,以112岁善终,既是学界奇迹,更是社会奇迹,我们为之欣喜,为之庆幸,为之骄傲!作为生命,即使再高寿,总会有极限,这是真理。对于周先生,我们为他的高寿而高兴,更为他留给世间的精神食粮与人格操守,而庆幸万分。周先生为人低调,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淡泊明志,爱国爱民;匡国济时,胸怀天下;心系教育,热爱桑梓;实事求是,敢于直言;豁达乐观,百折不挠;夫妻恩爱,家庭和谐……
拼音之父 学界楷模
周有光的一生,光彩夺目,最有影响的,一是他在语言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另一方面,他养生有方,寿享期颐。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走向语言学研究的历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
1923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在当时“比考状元还难”。两件事给周有光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报名需照片,可家乡照相师傅不知怎么打领带、领结,结果给周有光打上领带,又在上面结了一个领结。
二是报到时,周有光领到学籍卡,上面有他姓名的罗马字母拼音,圣约翰总务部依此管理,效率奇高、“好得不得了”。故从大学一年级起,周有光对语言产生兴趣。
1925年“五卅惨案”时,校方不许学生出校游行,引发“离校事件”,整个中文部均离开,周有光也在其中。南洋公学为支持爱国举动,给离校老师、同学办了光华大学,两年后,周有光毕业,后在各校任教,并入银行工作。在此期间,周有光参与了拉丁化运动。
拉丁化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在此影响下,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字拉丁化。
1929年10月,瞿秋白在苏联学者的帮助下,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1931年5月,进一步扩展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9月的海参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该方案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被称为“北拉”,当时上海另有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拉丁化方案,二者各行其是。为此周有光写了一些文章。此前各国拼音方案均以方言为基础,周有光认为中国方言太多,应先统一语音,否则拉丁化后,可能使各地人互相看不懂对方文字。周自认是语言学外行,不敢用本名发表这些文章,便起了个假名“周有光”,他的观点深得语言学家陈望道赞同。
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因抗战,拉丁化运动转向低迷。
抗战期间,周有光逃到四川,1941年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抗战后他被新华银行派到美国。
1949年后,周有光回到大陆,除了爱国情怀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
周有光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在新华银行当秘书长,此外还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
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恰好陈望道任校长,他对周有光说: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指文字改革)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劝周把写过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收集整理,出一本书。
1952年5月,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一年之间竟翻了4版。1954年,周又出版了科普类的书籍《字母的故事》。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任文改会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组长,文改会另有一小组,但不对外挂牌,专门负责简化字。
重用周有光,因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等学者分属各单位,“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
此外,语言学者钻故纸堆的多,研究字母的少,不如周有光这样的“外行”好用。周有光曾说:王国维很有学问,可他的学问有多少是能应用的?
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工作原本目标是取代汉语,据胡乔木说是,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一次会议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为主要领导者,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1944年暂停。
为减少文盲,当时军队有一个叫祁建华的教员,可以帮助战士在很短时间内学习三千个汉字,郭沫若称他是第二个孔夫子,可在社会上推广却失败了,因为战士都很年轻,此外没有工作压力,可以集中学汉字。
寿登期颐 高风亮节
周先生享寿112岁,他的长寿秘诀,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他曾如此回忆道:“我的夫人张允和,2002年8月14日去世了,享年93岁。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们很少吃补品,我想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饮食上,不吃荤菜,不吃油煎食物,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穿衣服也简单,舒服就行;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精神方面,第一是不要生气。第二,要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周先生还说:“有些人常常为小事吵架、生气,我认为这完全没必要。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过:‘生气都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家做错了事,我生气,不是我倒霉吗?所以不要生气,这句话很重要。譬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就相信古人的两句话‘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突然发生的事情不要惊慌!也就是要做到荣辱不惊,喜忧不惧!”
周先生居高寿,取经者,络绎不绝!他仿照刘禹锡《陋室铭》,曾新编了一篇周氏《陋室铭》,给予作答: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健康需要物质条件,更要精神滋养。周先生提倡“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少喝酒。
周先生曾说到他患过多年的失眠症。“文革”时,他被下放到农村,反而把久治不愈的失眠症,不治而愈了!直到如今,从未复发!他与老伴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周先生说,我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我想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生活要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健康有物质方面,有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
艰难困苦,是人生的试金石!挺住困难,更显英雄本色!周先生的处世之道与长寿秘诀,是他奉献给世人的金玉良言,让我们受益无穷!
(作者系谱牒学者,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创会会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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