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部分材料来源于心理学专业组学习笔记
【传记式观察弗洛伊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用两条线来回顾和学习弗洛伊德文集：
其一是弗洛伊德的理论线，其二是弗洛伊德的生命形态衍化。
“犹太人身份与自我认同的危机”
从《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为之责任》里富庶的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去犹太化可以感受到，在19世纪中旬背负着犹太血统诞生的弗洛伊德，在社会中生存时的无所适从。一个人在社会中得不到血统上的尊重与承认，反之却是打压与唾弃，这对于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水平与自尊发展水平来说，是一击难以调和重创。他们所背负着的不仅仅有舆论压力，还有一种与主流格格不入的深层自卑感。
因此，我们在弗洛伊德晚年80岁高龄时，完稿的《摩西与一神教》里还可以发现，在弗洛伊德理性探索犹太教发源的背后，深藏着对自我血统认同的追寻与确认，借此著作以实现对自我人性的终极关怀。
“情感孤独，情趣匮乏。”
在这样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弗洛伊德，虽然品学兼优，但是心底深埋着不被认同的低自尊，间接导致了弗洛伊德的情感孤独，虽然与玛莎结婚了，但是婚姻的情感力量实在是太单薄了，没办法解决弗洛伊德自我认同的危机。婚后的弗洛伊德建立星期三精神分析研讨小组，与妻子的感情迅速降温，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上。他虽然对审美兴趣满满，但总是以严谨与分析来对待艺术品，而他的生活里除了旅行，也几乎没什么生活情趣。
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在他所著的《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那篇论文里窥见一斑，他说：“当我凝视着这些艺术品时，我总要在它们身上花费好多时间，试着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即扪心自问这些艺术作品的效果应该是怎么样的。每当我做不到这一点时，譬如在音乐方面，我几乎得不到任何乐趣，我的理性（或分析）思维倾向使我无法被什么艺术作品感动，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成为这个样子的。”
“荣格的出现”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相遇，是令两个人都欣喜若狂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讲，荣格满足了他对继承人的所有幻想，基督教的家庭背景，非犹太人血统，这就是获得当时社会认同的最基本的条件，对弗洛伊德来说，却是难于上青天。弗洛伊德通过荣格这个日耳曼人，找到了精神分析可以被主流化的全新接口，他渴望通过荣格，精神分析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血统圈层里去，证明精神分析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也可以在日耳曼人的圈层里玩。
弗洛伊德渴望通过让荣格继承他的精神财富，以此完成重要的社会认同，但这里面就包含着弗洛伊德对王储的标准，即荣格需要符合这位老国王的标准。
荣格一方面在探寻自己的过程中，对弗洛伊德理论中《释梦》与潜意识的理论着迷；另一方面，由于早期父亲在基督教上的摇摆与妥协，令荣格内心的父亲形象羸弱，因此荣格也在弗洛伊德身上找寻并且试图重建理想化父亲的形象。
因此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荣格精神分裂爆发，这一场精神分裂恰恰就是他生命的转折点。荣格通过积极联想与意象对话，著出了《红书》，通过曼陀罗的自我疗愈，将自己从精神分裂的边缘拉了回来，他的理论了终于实现大幅开拓。弗洛伊德和荣格是如何通过经验来实现自救的？荣格的自救，通过他的自传里可以看出就是告别那个缺失已久的父亲形象，真正成为一个父亲。
通过对弗洛伊德生平进行传记式的观察，弗洛伊德所撰写著作的动力，与他在生活里的境遇，与他学生的关系，都有着紧密的关系。1895年出版的《癔症研究》，虽然是与布洛伊尔合著的作品，但也可以说是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歇斯底里大发作。通过癔症研究这本著作，弗洛伊德将“性欲的作用”、“精神创伤”、“防御”、“宣泄疗法”等等这些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概念，推到了普罗大众的面前，并第一次提出“压抑”这个重要的动力词汇——这是“构成精神分析结构的奠基石”。虽然理论上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回到时代背景中去看，他依旧是伟大的精神分析开山鼻祖。
而这本书的出版与失败，也是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友谊破裂的开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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