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向三代”的发端
之所以提出宋代“回向三代”这一点专章论述，其原因在于他确实是宋代政治文化中的论述和思潮，为前代所少见。“回向三代”贯穿了宋代整个政治文化的始末，一切的发展变化、矛盾斗争、先进落后、成就糟粕，一切都源于这一思想根源。宋“回向三代”与汉的“复古更化”的区别比较更能凸显这一特点，汉是由汉武帝发动，宋则起于士大夫毅然以革新者自任的心态。
所谓“三代”有几重含义，元人认为后三代谓“汉唐宋”，而宋人乃至后人并不如此理解，宋人对自身的评价是“三代”之后，而非汉唐之续，“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我理解就是宋代道学家史观认为，汉唐虽也是盛世，但是道德仁义的大统却未坚持得好，只有到了宋代才重新接上上三代的道统，宋在这一方面高于汉唐。余先生列举了《宋史》欧阳玄《许衡先生神道碑》所言证之。从现代的观念来看，宋代在文化史上确有特殊的贡献，而汉唐则在政治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顾炎武《日知录.宋朝家法》中有相当明晰的评价，认为宋在诸如不杀大臣等文化礼制方面超过汉唐，而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则谓之“陋宋”。
文化重于、优于政治是宋代“三代”概念的重要属性。
回向三代的历史进程起于太宗，酝酿70-80年，到仁宗晚期发展成熟，成为神宗时期熙宁变法的思想背景。。太宗一朝起已有“讲道兴学”之举，扩大重建三馆以待天下贤俊，诏诸儒编纂大规模类书如“太平御览”，重视科举。仁宗开始“欲复二帝三代”的意向开始显露。石介《汉论》、尹洙《岳州学记》、欧阳修《本论》、李覯《周礼致太平论》，这四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都具有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明显倾向，也就是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文化、政治、社会大规模革新的要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这一思潮的最后结晶，认为今之回向三代的精神所在是“法其意”。
朱熹“回向三代”思潮有十分清醒和透彻的观察与认识，在论及王安石新法时，他说：“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呵呵！朱子精辟！宋代的士大夫们思想根源基本一致，但是在实施操作之时则分歧很大，因而，之后的士的政治地位、主体意识，权力与理想，国是与儒学、党争与分化皆不脱朱子所论之状态。
—— “士”的回归
这一章，余先生从4个方面论述了宋代士较高的政治地位。
一是太祖立国之时，以“杯酒释兵权”——“偃武修文”为发端，以一时之好尚，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祖文治取向确实对士大夫阶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是宋代皇帝“尊士”前越汉唐，后逾明清。宋代进士考试比在唐代更受礼遇，皇帝会亲临殿试，汉基本上是以军功为相，唐代世家势力强大，科举之士无论政治、社会地位都不算高，宋代科举，考试更加严格，要求更明确更高，进士则正式取代汉代侯爵资格。《宋人轶事汇编》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其荣亦不可及矣”。
三是宋代《宋朝家法》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之传统，这一点在宋人笔记《避暑漫抄》、程颐《伊川先生语》中都有记载。
四是宋代士阶层的地位取得有其历史源由。一方面，源于赵宋王朝的立国需要。赵宋不同于李唐，赵宋源于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既无李唐的关陇集团和山东门第世族为其社会基础，还要提防五代十国的兵将颠覆其政权，他必须获取自己的政治、社会基础，士阶层是最好的选择，他们饱受摧残但基础尚在，分布广泛，他们具有实际组织能力，他们吻合时人期盼和平安宁、重建社会秩序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科举取士制度的变革有力的帮助了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取得较高社会地位，也提升了自身的整体质素。“焚香礼进士”这样的隆重与庄严矫正了五代时期武人把持科举的陋习，也改变了唐代举人轻浮与王朝无认同的风气，宋代科举之士极具责任感与荣誉感，马端临所引《欧阳文忠公集》、张穆之《触鳞集》清晰的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饱受压抑但又绵延不绝，民心向往重建文治秩序，士大夫应运而起，这是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局面的制度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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