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我正在吃饭，电话响了，是主任的。她的电话总没有好事，一种条件反射已经建立，我都讨厌电话屏幕上出现她的名字。
“什么事？”我假装镇静。
“准备一下，要出发去采集核酸。”主任用命令的口吻说。
“我下午有病入呀！”我很无辜。
“什么事情都放下，这是命令。什么时候出发还没有定，你过来练习一下防护服的穿脱。可能是晚上出发。明天的门诊，你申请停诊。”主任不由分说。
“啊？晚上出发？几点呀，晚上住哪里呀？停诊了是不是需要给挂了号的病入打电话啊？”我心里突突地有些莫来由的紧张。感觉好像是战争到来了似的。从几年前的非典，到去年的新冠，仿佛都离我挺远的。而如今，我作为一个心理科的心理咨询师，却要被派去做咽拭子采集核酸。我知道主任一定是觉得我很闲。所以派我去。
我匆匆吃完午饭，去练习防护服的穿脱，才发现因为又胖又老，穿那个衣服是相当吃力。而且脱更是重点，一不小心自己就污染了。大家开始讨论晚上几点开始去采集，能不能带些换洗的衣服。又说从下午起就要开始不喝水，免得穿了防护服不能上厕所，还有眼镜起雾了怎么办，如何防止起雾。如何防止眼睛往下搭，毕竟无法去抽一下眼镜的。晚上很冷又怎么办？还有就是去呆多久？连续工作的时间又是多长？我开始有些紧张焦虑，首先是我的身体是否吃得消，其次毕竟还是有被感染的风险。
下午，护士长告诉我，“医院领导说不能影响正常的就诊次序，所以你不去了，继续上门诊。我们派其他人去。”我有一种虚惊一场的感觉。以前也看那些最美逆行者的报道，我也没有深切的感觉，直到事情落在自己头上，我才深深体会到她们的不容易，艰难和困苦。我也深深感觉到自己虽然四十几岁，但由于胖，而导致体力差，身体笨拙是多么经不起那些考验。一种无力感弥漫着。所幸，我暂时还不需要去接受这种考验。但这个事情触动了我，疫情显得那么真切，我身体的能力也那么糟糕。
我发现弟弟所居住的小区附近也出现了新冠患者。我想我需要去提醒一下他。但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好，尤其是从来都是我会问候一下他，而他从来也不会主动问一下我。还记得算命的人曾说，我克我弟。所以，我还是别去联系他。但我确实有些担心，就给我侄女打电话，让她提醒一下她爸爸。结果，她没有接电话。我就给我妈打电话，但我也知道侄女最近参加了美术高考，就问问她的情况。我妈就把电话给我爸，让他来给我说。结果说侄女的事情，我爸就说了二十几分钟，期间为这个高考志愿什么的，还派我到招办找人问问那些个说明如何解读。我心里很不悦，父亲总是让我帮忙侄女的事情，好像她是一个没有爹妈的孩子似的。另外，我怎么去找人呢？我又不认识，找谁？别人会不会见我？现在这种事情不都是打电话吗？他自己打电话好了。可我不做这个吧，又有一点点愧疚。好像我不是一个好人似的。但我觉得这个界线应该划清楚，我说让我爸自己打电话，我找不到人。
接下来，我给他说起弟弟的事情，让他转告他注意一下。我爸说他们都知道，他也认为弟弟也知道。我建议他还是给弟弟说一声。这个事情讨论了两分钟。然后，我给他说我现在的情况，昨天差点被派去采集核酸。我爸说我们国家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挺快的。我很无语。我继续说到我的感受，我爸却毫不在意，说我们是医生，那也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他说没事儿的话就挂电话了。我的事情就说了1分钟。
挂了父亲的电话，我感觉很伤心。我的需要，我的情感似乎在父亲的眼里都是不值得一提的。那种悲伤像浪一样涌来，我想或许我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一个无视我的需要，无视我的感受的家庭中长大。没有共情，没有抚慰。我想到我的妈妈，或许她会叮嘱一下我注意安全，或许她会劝慰一下我，尽管难受但是光荣嘛，然后她会担心我的安危。我以前一直理想化我父亲，觉得他对我有多么多么深爱。而一直觉得母亲是多么重男轻女，对我又是多么嫉恨和挑剔。但现在，我其实也能看到母亲尽管偏心，但是对我很多时候也是有慈母的样子的。父亲一直都很肯定我的能力，但是对我的很多感受都是忽略的。
我渴望着一个公平的母亲，一个温暖共情的父亲，这些都是我儿时的欲望。当我成年后，这些欲望也深深影响着我。当我在一个集体中感觉不公平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离开。当我遇见一个温暖共情的男人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地迷恋，而实际上我对他的其他方面都一点儿不了解。
“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治愈。”这句话，我真的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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