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冠县“辱母杀人案”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法院的判决书被全文贴上了网，整个案情的经过也就十分清晰。
当我一字一句地看完聊城法院25页的判决书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事件重要节点：
借高利贷——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杀人者母亲）向赵荣荣分别借款100余万元，并口头约定月利率为10%。之后，苏银霞向赵荣荣先后还款152.5万元，可仍未还清欠款。
暴力催债——2016年4月14日16时-21时50分，赵荣荣纠结10余人先后到苏银霞公司，限制苏银霞母子人身自由，在苏银霞公司内架起锅灶烤肉，并对苏银霞进行语言侮辱。
暴力升级——21时50分-22时13分，死者杜志浩当着于欢（杀人者，苏银霞儿子）的面对苏银霞进行行为侮辱，包括脱下裤子漏出下体在苏银霞面前晃、脱下于欢鞋子往苏银霞脸上扣，还扇了于欢一巴掌。
警察上门——22时13分，民警上门了解情况，留下一句：“要账不能打人，好好说。”便出了门（报警人怕报复未承认自己报警）。
于欢捅人——看着警察离开，于欢要跟出去被拦，于是拿起水果刀乱捅，捅伤4人。杜志浩开车前往医院途中，因失血过多死亡，其余三人受伤。
2016年12月，法庭开庭审理。2017年2月17日，于欢被判无期徒刑。
这件事在杜志浩脱下裤子侮辱苏银霞之前，都无可厚非。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站在法律的角度，苏银霞欠钱不还，债主带人上门讨债，即便对苏银霞的经营造成影响，对财产造成破坏，都属于民事赔偿范围，可以以欠款抵消。即使利率过高，既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也超出了年息36%的标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受法律保护，但法律范围内的部分仍是受法律保护的。
一纸改判影响的何止是当事人
可当杜志浩对于欢进行殴打，尤其是对苏银霞进行侮辱之时，事件性质发生变化，已经对苏银霞母子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这时警察上门，仅当成一起讨债事件处理十分不妥。这种照本宣科，不分场合地按规矩办事是他选择私力救济的直接动因。
再到法院判决。
对于欢的一审辩护律师提出的正当防卫及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涉事法院则认为“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
对于驳回正当防卫意见，法院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对方未使用工具，二是派出所已出警，不存在防卫紧迫性。
于欢究竟是不是正当防卫，仍需更多案情细节披露。但对方未使用工具不代表不存在暴力和行凶，法院法官总不会认为只有刀架在脖子上才是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在一个人面对十个人的时候，若赤脚光拳反击，那还叫防卫吗？那是自残。若对方十人都拿着棍子、大刀，自己才能用水果刀反击，那叫自杀。
面对对方当众毫不掩饰地对母亲和自己种种挑战人伦底线的恶行，派出所民警撂下一句“讨债可以，不能打架”就要离开。民警即使在场，也一点没有降低现实危险性，毫不客气地说，警察的话加剧而非减轻了于欢的绝望，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于欢。
而对杜志浩对苏银霞泯灭人性的侮辱行为，法院却仅以“有侮辱言行”轻描淡写带过。这样的判决与多数民意相差甚远。尽管我并不同意司法一定要要跟在民意的背后，看民意“脸色”行事。甚至我认为，有时司法还需要矫正盲从的“民意”，但这都需要判决是在公正、良善的基础上。而这次的判决，无论有无偏颇，这份判决书已经毫无逻辑可言，更谈不上严谨，相关办案单位和人员有必要进行反省。
对精神的伤害是否该予以考虑
我就是最普通的民众，也许我对法律条款的理解不如判案法官那么清楚，但我能看懂一份判决书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有严谨的逻辑基础。作为一位中国公民，我更在乎的是，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哪些人被惩罚，哪些人被奖励；哪些行为被法律保护，那些行为被法律禁止。执法人员若是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抠法律条文字眼，那么，造成的危害远不止当事人蒙冤受屈，更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一纸判决就是民众行为的风向标。
作为儿子，面对歹人当面突破人格底线地侮辱自己母亲，警察来后也无济于事，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法律是否能够给予考虑？如果这时候还能理智地、心平气和地处理，那还算是人吗？
2006年，南京法官依据“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这样的逻辑判处彭宇应当予以赔偿老人医药费，造成之后十年老人倒地无人敢扶。今日的辱母杀人案，若依照此份判决书的案情说明判处于欢无期徒刑，那么就是在民众心中原本就脆弱的司法公正面前再狠狠一击，彻底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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