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钱万能的印尼，他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他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的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在万马齐喑的岁月，他高歌自由；在物质主义的昏梦中，他走遍大地……”（北岛，2008，75页），这是北岛在谈论他的一位朋友蔡先生。蔡先生似乎始终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环境在变，他以不变应万变，他的“应”不是顺应，而是反抗，“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北岛，2008，75页）。
蔡先生反物质、反权力、关心平等与自由，都令人敬佩。不过，即使平等了，民众疾苦少了，他们照样堕入物质主义的泥沼中不得自由，面对这种情况，蔡先生只是走遍大地散散心，不像许知远、梁文道之类的知识分子，借助集体的力量尽力把民众从泥沼中拉出来。
蔡先生不参与集体反抗的理由很有哲理：集体反抗必然导致奴役。这让我们想到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那是比较纯粹的集体反抗，没有什么著名的革命领导人，集体反抗最终演变成集体恐怖，虽然如此，“事过境迁之后，人们最终却不再觉得它是一场灾难，而只记得它是一个壮烈的事件”（雷蒙·阿隆，2005，34页），拉斯基的评价更加积极，他认为大革命使得法国政府主动满足非特权阶级的诸多需要成了一种日常习惯（拉斯基，1965，42页）。但是，英国没有如此壮烈的革命，照样有相同的日常习惯。我们真不必从客观后果来为法国大革命辩护，能让革命后的政权更加人性化的革命（雷蒙·阿隆，2005，41页），才是更好的革命。
1.理性主义的猖獗
那么，为什么法国人的集体反抗会导致集体的奴役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理性主义的猖獗。据阿克顿讲，1745年的法国外交部长就认定世界应受清明的理性统治，他冷漠对待习惯性偏见和财产权利，假定人人都理解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责任，根据他对于民主、平等的热情以及他对于中间权威的厌恶，可以说他属于参与法国大革命的那一代。他预言了革命开始于在巴黎街头对教士的屠杀（阿克顿，2001，192-193页）。
既然人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公益是什么，自然可以组建成一个良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需要别人的监督。所以当法国人拒绝英国和美国的先例，决定建立一个没有监督制衡的政权时，伏尔泰是认可的（阿克顿，2001，197页）。当时的经济学家魁奈就说，在政府中设平衡力量制度是个有害的思想，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托克维尔，1992，195页）。那么，国民的教养从何而来？公共教育。
以上理性主义的观点，在施米特看来，是一种性善论，人虽然天性愚昧野蛮，却是可以教化的，国家成为一座教化工厂（施米特，2004，37页）。性恶论者则认定人的无可救药，人盲目的理性、软弱的意志以及肉体欲望的荒唐生命力是如此低劣，以致任何人类语言中的言辞均不足以表现这种生物彻头彻尾的卑劣，他们反驳性善论者时说，既然上帝没有对他说过这话，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善的？（施米特，2004，38页）。
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似乎验证了性恶论者的话，人性的野蛮与冷血暴露无遗，太多的贵族、教士甚至普通人就是因为破坏了革命者心目中的民主与平等而丢了性命。这不能不让法国周围的其他欧洲国家感到恐慌，因为这些国家里也有贵族、教士在破坏着民主与平等，他们害怕法国式革命会在自己的国家爆发。
在施米特笔下的性恶论者看来，因为人性本恶，面对极端的邪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专政（施米特，2004，42页）。托克维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性恶论者，因为他坚持认为权力制衡是必要的（托克维尔，1992，195页）。伏尔泰这样的性善论者否定权力制衡，他也认可专政，不过是理性的好人专政，既然大家都是好人，让好人来专政也无妨。专政，既可以是对人放心，也可以是对人不放心。其实权力制衡也是一样，既相信人又不相信人，如果彻底认定人是邪恶的，权力制衡毫无意义，相互独立的权力照样可以相互勾结。专政无法解决的问题，权力制衡也不一定能解决。从抽象的人性无法决定应该采取怎样的专政与权力制衡，必须从传统与现实出发来思考问题。
法国大革命从国王、贵族与教士的专政突然转到民众的专政，是对传统的盲目否定。“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托克维尔，1992，201页），在我们看来，即使给人民充分的时间，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威信。法国的国王、贵族与教士即使有万般的不好，至少历史的威信还在，特别是宗教的威信，民众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就是因为这些威信的存在，我们可以相信人性本恶，但是在传统的威信之下，民众会自发地收敛很多。所以，托克维尔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托克维尔，1992，201页），当然，这不是说君主本人有多大力量，而是说君主可以借助传统的力量。
2.自由的真正理解的缺失
法国大革命导致奴役的另一个原因，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民众缺少对自由的真正热爱。人们热爱自由不能只是因为痛恨专制的主子。热爱自由也不能只看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专制制度也能带来不错的物质满足。自由是在法律的统治下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托克维尔，1992，202-203页）。
仅仅痛恨主子，很好办，把主子换掉就好了，就像法国民众把当时的国王砍了头，可是砍头之后，自由并没有自动掉下来，代替国王的，是更加专制的不讲理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虽然通过民主的方法选出，但是，他们施政因为没有先例可循，只能任意妄为，生灵涂炭。至于革命者看重物质利益而非自由，突出表现就是他们剥夺了贵族与教士的财产，既然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财产，自己的财产也可能被任意剥夺，失去的便是自由。
托克维尔的要求比较高，他希望民众能够真正热爱自由，这样的话，革命也可以是不流血的革命，革命者互相尊重彼此的自由，每个国家都可以像美国一样快乐地建国了，虽然她建国前与英国打了一仗，那场面远远没有法国革命壮烈，这场战争中，英国为的是利益，美国争的是自由，自由当然高于利益，英国也许觉得师出无名，小打了一段时间，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
可是，一国的民众如果没有在自由国度具体地运用过自由、没有体会到自由的魅力，如何能理解何为真正的自由呢？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大革命前，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残留的各阶级代表会议只会阻碍社会进步，最高法院不能阻止作恶，却常常阻止政府行善（托克维尔，1992，196页）。人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若有英明的君主在社会与政府中完成许多重大改革，定会权威大增（托克维尔，1992，199-200页）。总之，民众只是等待君主来为民做主，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为自己、为他人做些什么。
拉斯基在谈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不应该马上建立传统的民主程序的原因时说，苏联农民众多，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许多民族极端迷信，根本没有政治修养，历史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和英国的工会、独立教会、消费合作社以及地方政府中的自治经验相提并论，认为应该让这样一个毫无民主经验的国家的人民自由决定其生活方式，简直是拿历史传统和经验的意义开玩笑，一国的人民一定要逐渐学会享有政治上的自由，决不能在过惯了半野蛮和反动透顶的专制政治生活、受尽苦难之后，马上就充分享受自由（拉斯基，1965，70、89页）。
反个人主义人生观、良好的政治修养、丰富的自治经验，都不是想有就有的。没有这些前提，托克维尔所说的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只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一定要逐渐学会享有政治自由，首先需要学习的不是行政官员的选举，因为选举活动几年一次，对于培养自治经验毫无帮助。应该积极参与那些于己于人都有益处的经常性的社会团体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培育顾全大局、懂得妥协的政治素养，才会有扎实的民主根基。
对于妥协、协商的民主风格，施米特谈道：“人们必然相信政治生活的理想就在于协商，不仅要在立法机构协商，而且要在全民中间协商，似乎人类社会能够变成一个庞大的俱乐部，似乎真理能够通过选举自动出现”，不断协商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谈判，期望那种生死攸关的纷争和决定性的殊死搏斗能够转化成议会辩论，允许在永无休止的协商中把决断永远搁置起来（施米特，2004，41页）。施米特的意思是，重大、关键的政治决策需要普通人（包括议会）无法理解的政治家来拍板，普通人没有提意见的资格。其实，英国的首相勉强可以满足施米特的标准，首相一般是下议院的多数党党魁，他的决策，议会不出意外都会通过。所以，权力的结合而非分立，才是英国宪法的切实秘密（杰弗里·托马斯，2006，83页）。当然，英国下议院议员是民众选举产生，这是施米特所无法忍受的，因为真理不会通过选举出现。的确，没有一个扎实的民主根基，选出来的代表极有可能是谬误的化身。
3.不民主只为经济发展
最后，我们再谈谈为什么俄国革命也会走向非民主的状态。俄国国情不适合民主，上面已涉及，不再赘述。这里谈的是俄国革命的灵魂人物故意造成的非民主，这种故意的非民主是法国革命所没有的，因为法国革命没有灵魂人物，那里的非民主只是冒失民主的失控。
按照拉斯基的观点（拉斯基，1965，58-62页），资本主义国家孤立了革命后的苏联，苏联必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实行全盘工业化。在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大国，通过民主方式推行工业化是不可能的，西欧为产业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工作纪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当时具有民主作风的西欧工人非常不适应这样的纪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苏联不会允许这样的斗争，西欧工人的斗争只是罢工，苏联如有类似斗争，也许就是颠覆。苏联借助不民主的手段，工业化只花了三十年，美国的同样阶段却花了一个半世纪。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帮助，快速工业化还需要严格限制消费品和实行农业的集体化，没有农业的集体化就无法限制消费品。这也需要非民主的方式，因为当时苏联有强大的富农阶级，他们不会愿意接受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限制。
如果工业化过程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也不允许别人正常的反对，因为这样会延迟从而危及工业化的过程。为了不让人反对，首先是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来说明工业化的正确，其次利用秘密警察来防止有组织的反抗，如此当权者便高枕无忧了。
当然，这种不允许正常反对的情况，在列宁生前没有那么极端，他的意见经常受到热烈的讨论，党内批评他的人并没有因为反对他而被放逐（拉斯基，1965，71页）。但是，如果反对危及了工业化的进程，即使是列宁也不会答应。
国家的发展需要使得不民主成为必要，至于这种不民主厉害到什么程度，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起到很大的作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改革家们，还有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了革新社会政治秩序，曾赶走了日趋没落的统治阶级。但如果他们没有消灭其对手，如果他们没有借助武力强制性地规定一种大多数国人或许会抵制的观念，他们就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他们的事业。为了革新自己的国家而抛弃传统与法制的统治者并非个个都是暴君”（雷蒙·阿隆，2005，39-40页）。是不是暴君，只能看老百姓的运气了。
不过，历史发展到今天，除了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不需要再强迫老百姓像机器人一样去每天上班了，现在机器人代替人上班，反而引起了老百姓的担忧。但是，是不是允许正常的反对，依然值得思考，现在的俄罗斯当然不像当时苏联那样不宽容，但是并没有改变她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孤立的命运。为了国家的生存，俄罗斯依然不愿意对民主的通行做法太过宽容，如果太宽容，用于经济建设上的精力和决心可能会集中到争夺权力上去，从而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拉斯基担心苏联放开民主可能发生的事情（拉斯基，1965，78页）。
有人会反问，不允许正常的反对，经济就可以健康发展吗？甚至有极端观点认为，不允许正常反对，就不可能就真正的创新，没有创新的经济发展，是依托西方发达国家技术的发展，永远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腰杆直不起来。
俄罗斯不允许正常的反对，主要是害怕反对会造成混乱甚至颠覆，混乱对经济发展没好处，可是一旦允许反对，反对者有时不知不觉就走上制造混乱的不归路了。不允许反对，经济虽无大创新、但至少过得去，允许了，就是混乱。那么，为什么要允许呢？关键问题是，反对为什么必然走向混乱呢？
总而言之，很多自由主义者都信仰猖獗的理性主义，危害无穷；对自由的真正理解，不是靠选举、议会、权力分立等表面的东西，而是靠无数社会团体的精耕细作；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允许反对，可以理解，但是怎样让别人的反对变得安全和富有建设性，是我们都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书目：
北岛：《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01月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 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07月
拉斯基：《论当代革命》，朱曾汶 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01月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建 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01月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08月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 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08月
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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