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东路西对介寿大路遐(忠孝东路西对着介寿大路那)
介寿大路公在中正大庙埕(介寿大路公在中正大庙前面)
介寿大路口号按作无开声(介寿大路口怎么不敢出声)
中正大庙埕内大家免着惊(中正大庙庭内大家不用怕)
……”

由中信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的《我们香港这些年》,作者徐天成,以一个“北漂港仔”的视角,从生活、历史、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跨度近四十年(1977~2015)的香港记忆。
虽然在手法上借鉴了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但由于陆港交流更密切的缘故,《我们香港这些年》并没能像后者一样带给读者更多探秘的惊喜。对于想读懂更复杂的香港的人来说,《我们香港这些年》算不上是一个好参考,但对于仅仅喜欢香港历史及其文化的读者来说,它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崛起的大建设、80年代国货的“淘宝”热潮,比如1971年废除纳妾制度(是不是很惊讶)、1988年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三级片”的来源)……就都是很有趣但又容易被忽略的那部分谈资。
提到香港,“港片”绝对是一个不会被冷落的话题。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徐天成要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完整的家乡,还有比“港片”更适合派发的名片吗?徐天成显然知道这一点,于是我们在《我们香港这些年》这样一本微年鉴作品中,看到了不少单独谈“港片”的年份,除了前面提到的“1988年:香港电影审查制度”之外,还有“1990年:星爷”、“2012年:《春娇于志明》——杂谈香港男女的爱情观”……在这其中,给大陆读者感触最深的,莫过于“1990年:星爷”一节了。正如本段第一句说的,提到香港,“港片”绝对是一个不会被冷落的话题。同理,提到港片,“星爷”也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大话西游》系列、《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在奠定了自己在无厘头文化中的地位之后,周星驰把对社会底层人物的观察、对人生哲理、生命和爱情的思考融入到这些作品中,让观众笑罢多了一些泪水和沉思,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了内地几代人集体“亏欠电影票”的传奇人物。不夸张地讲,周星驰现象可以理解为消弭90年代以来陆港文化隔阂的某种力量。

这种力量恰好始于1990年,正如作者在本节开篇说到的,“1990年香港最炙手可热的男演员便是周星驰了。当年他参演的电影《赌圣》打破了香港华语片的票房纪录,翌年的《逃学威龙》又再次刷新纪录。”也许是急于创造“三连破纪录”的神话,剧组紧接着又拍了《逃学威龙2》,不料该片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票房略微惨淡。不过作为影片主题曲的《大家免着惊》——就是本文开篇那首——倒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这首由罗大佑谱曲、填词并演唱的闽南语歌,“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孪生兄弟”——林夕填词的《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买卖随我到处去奔走/面上没有表情却汇聚成就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照买照卖楼花处处有单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换换名字……”
同样的曲调,同样由罗大佑演唱,用粤语唱起来朗朗上口,十分有特色,堪称90年代的“洗脑神曲”。
《皇后大道东》的成功,在于歌词戳中了时代的痛点——九七情结:1997年7月1日,英国归还香港这个“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徐天成在书中引用已故作家韩素音的说法),新旧交替、时代巨变。港人对即将到来的新秩序既担忧又带有展望,歌曲紧紧抓住这种复杂心态,从而引发了一波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

这种情绪渗入到电影创作中,便促使了“草根导演”陈果的“回归三部曲”(《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刘伟强的《古惑仔》系列、“实验大师”杜琪峰的“银河映象”等经典作品的诞生。身份认同的焦虑、未知前途的迷茫,大程度代替了他们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他们也在这种新的矛盾中寻求整体命运的精神宣泄,正如一位影评人评价“过渡三部曲”所指出的,“陈果电影下小人物的悲剧通过无力的抗争更显得社会的真实,与香港当时在‘九七’回归时期的无奈,作为整个政治事件的主角却缺少话语的那种无力感形成强烈的共鸣。”
当年港人情绪的这种复杂与敏感,除了投射在一系列本土电影作品中,甚至还表现在对内地人向往和期待回归的现实恐慌:
“……
1997快些到吧,八佰伴究竟是什么样
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
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
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
徐天成在书中说到,1992年歌手艾敬发行这首《我的1997》后,歌词“吓坏了不少香港人”,他们在脑海里勾画出1997年7月1日零点开始,大陆同胞蜂拥而出、挤垮罗湖桥、在中环广场蹲坐街头乱过马路随意吐痰的景象……

然而时间是击碎一切未知与误解的亮光。如今,香港回归已经二十年。在这期间,中国内地飞速发展,陆港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小,文化、教育、旅游等各方面的交流更是日益加强。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不断改观,继而积极谋求更多的内地发展机会,已在内地工作近10年的作者徐天成本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些改变投射到影视行业中,便是“北上导演”的出现。以前文提到的杜琪峰为例,他们不再纠结于时代沧桑引发的市民小情绪,香港本土电影的衰落和市场的疲软促使他们开始聚焦内地的机遇,于是融合了各种元素的合拍片异军突起:杜琪峰的“单身男女”系列、《毒战》,徐克的“狄仁杰”系列、《智取威虎山3D》,陈可辛接地气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系列、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在这些作品中,内地演员甚至传统主旋律等成为核心的、正面的叙事元素,内地的资本和市场、自带流量光环的新生派偶像+香港老牌导演、港式先进影视技术,这样一来,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佳作迭出就不难理解,而华语电影也走出了一条渐趋成熟的新发展道路。

这种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二十多年后《大家免着惊》已经更适合今天的香港民众,只有不断加强交流、合作,无论是哪个方面,陆港都能走出一条光辉的坦途。
最后,借用杜琪峰创办“银河映像”之后的首部“风格代表作”《一个字头的诞生》片尾算命先生与刘青云的对话,再一次赠予我们心心挂念的、影帝刘的港胞民众:
“在这两个星期内一定有人会叫你到外地做买卖……不是去大陆呢就是去台湾。老实说,这是一个关口,你千万要小心。你可能因此而花开富贵,也可能全军尽墨……”
“哪里花开富贵,哪里全军尽墨呢?”
“问题不在于此,台湾大陆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的心……富贵失败在于你能否找回自己了……要看你自己想做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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