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阙歌——写于日本投降73周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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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日本投降73周年，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顺着电影又记起和千惠的一些往事。那年我带千惠逛街，来到一家综合商场的音像制品专柜，她仔细翻看摆放在货架上中国唱片。看了一会儿转头问我，“中国最棒的男歌手是谁？”

中国最棒的男歌手，说实话我还真说不出，千惠还等着我回答，我最后想想说：“刘欢。”

很巧，柜台里还真的有刘欢的CD，千惠付了钱，开心地将CD藏入小包包里。出了超市，她提出下一个请求：带她去北京的胡同看看。我低头扫了下手表，已近四点，就说：“下午活动时间不多了，最好别耽误晚上的事情。”

她点点头，默默走了几步，问道：“日本在什么方向？”

我迟疑一下，向东面指了指，她转头向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我也跟着她向东面望。她又转头问我：“这条大街通向哪里。”

我答：“这是长安街，通向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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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不久，奶奶给我讲他们老一辈子的故事。老家闹日本子的时候，奶奶还给游击队做过饭，那时游击队和鬼子有协定，只要鬼子不出炮楼抢东西，游击队也不过炮楼那边去。奶奶说，鬼子可怕游击队了，根本就不敢出炮楼半步。总是打发一个好像是乡长的人传话说要什么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不给他们，他们催两次之后一看不给，也就不再要了。可有一回说是来了什么大官，要下来抢东西搞扫荡，游击队就和他们打上仗了。日本鬼子的枪厉害啊....那天晚上枪声响了一夜，早上就下来人说，得去接伤员，全都得去。奶奶要做饭就没去，上午日头高的时候，院子里抬来好多人，这时奶奶问我：“你知道有多少伤员吗？”我摇摇头。奶奶大声说：“压根就没伤员，全是死人！满院子都是，没地方下脚，后来就把死人捆好立在墙根儿，一直排到厨房的门边！......”

奶奶已经过世很久了，去机场接千惠他们的时候，脑子里还回荡着她老人家给我讲的那些老故事，想着想着就直直地问一同前往接团的廖老师：“日本人来了，我们应该怎样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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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千惠还是来到白塔寺附近的胡同。她慢慢的走在前面，那天她穿了件黄色的风衣，脖子上缠了条淡蓝色的围巾。半长的头发黑黑的垂在肩上，她微微低着头，好像数着脚下走过的方砖，时而又抬头瞭一眼时隐时现的白塔，就这样低头又抬头，好像怕白塔从视野里消失又像是在反复核对着方砖的数目。她轻轻用手指抚摸着斑驳的墙壁，又盯着沾满白灰的指尖出神。

“帮我拍张照片吧。” 她指了指身后屋脊上白塔的塔尖。

我举起手中的尼康相机，为她拍了不同姿势的三张照片。

“谢谢你为我拍照。”千惠桃圆的脸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一丝红晕，闪闪眼睛神秘地说，回头要送我一件礼物。

4

那天夜里，我戴上耳机，观看电影《南京，南京》。黑白色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辛德勒名单》，那部片子我看了好多次，如果说《辛德勒名单》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那么在《南京，南京》里所呈现的，就完全是一个中国导演视角的日本军人眼中的世界。坦克的炮火摧毁城墙、担惊受怕的进城、激烈的巷战、疯了似的去喊救兵、杀人，杀一个杀两个然后见到杀无数的人、抱着百合子突然嗅到家的味道、辗转在南京的废墟里、随着中国人一个一个的死去，他眼中的世界开始倾斜崩塌，他看到了一座活地狱，这座地狱同样让他绝望。他想离开，他想回家，他甚至想带着百合子一起回家，可他无法回去，他更带不走那个日本女孩，他无法回到他的青春年华和少年的纯真，更无法回到原来的自己，为了回去他要立刻结束，也只有立刻结束他才能永远的回去……不知为什么，千惠的眼神一直闪动在影片中所有女性的眼睛里，如今的千惠是淡雅而安详的，可那个时代的女性是恐惧的、愤恨的、绝望的，为什么，我却能在她们脸上看到千惠的影子？

电影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让观众感同深受，观众的意识附加到电影主角的身上，往往都能宽容主角的行为或进行自我妥协，因为人多少都有点自私。陆川让每一位观众都当了一次角川，让观看《南京，南京》的所有人都以侵略者的视角来参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安排已经到达了心理的最底线。如此惨绝人寰的屠城场面，连当时失去理性的侵略者也无法给自己一个勉强的交代。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在南京大屠杀当中有类似角川这样良心发现以死救赎的日本军人，但电影最终是艺术作品，它完全可以把后来的必然趋势提前表达给观众。那些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着中国人鲜血的侵略者，在回国后，心灵上所受到的谴责和承受的罪恶感，让他们的余生在无边的痛苦中度过，也许那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和角川一样的话：“活着比死更艰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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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日本的左翼组织。”机场路上，廖老师好像看出我眼中的迷惑，轻轻说了这句话。

“左翼组织？那他们和普通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呢？日本政府对侵华都不认罪，左翼组织能做什么？”我好像问的是我自己，廖老师望着眼前的机场高速路沉默。

千惠最后一个上的车，我还以为她是中国导游，她坐在我身边，我们对视了一眼，她的嘴唇似乎动了动，于是我猜出来，她是日本人。当时我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各种场景和概念性的东西，弄得一路上没和她说一句话，我的确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我脑子里的东西无法让我更加洒脱，倒让我增添了许多分锐气。千惠一直把脸对着窗外，双手握在一起，好像很忐忑的样子。下车送他们进酒店时，我一直低着头快步向前走，生怕身边的人看出我的工作是在为一个日本代表团服务。

这几天的学术活动，我负责摄影和整理文件，很遗憾，我那隐藏在心底的激烈情感始终让我矜持地在做着每一件事情，我甚至想去借台三星相机来完成拍摄任务，省的把我的那架尼康相机在他们眼前晃悠，好让他们都知道，我在用日本相机。第三天去八达岭，一路上我和司机聊天，装作对日本人满不在乎的样子。中午我与司机和千惠他们在一桌吃饭。司机吃的快，几口吃完就掏出香烟还递给我一支，司机很辛苦的，我没拒绝，在餐桌上我们就抽起烟来。其实，司机刚递我烟的时候，我也想到礼貌的问题，可心里就想藐视一下，边抽着烟边看着他们吃东西，空气如此凝滞，只有碗筷轻轻碰撞的声音。

思绪又回到《南京，南京》，魂魄还在影片中城市的废墟里游走。南京我去过几次，《南京，南京》很难和当下头脑中的南京融为一体，就像噩梦和现实永远是不同的颜色一样。这部影片里的南京属于一个日本人的，而我头脑中的南京却属于中国人的。也许，看其他抗日影片，千惠的眼神就不会出现在影片里，而在《南京，南京》，千惠，那久违的桃圆脸的千惠，就时常在画面里闪过。

回来的路上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千惠站在我面前，微笑着问可不可以坐在我旁边，我有些诧异，急忙说当然可以。她问我还有没有时间陪她去趟天安门，还拿出一份地图。我就给她讲了讲路线，其实，我不会日语，我们用英语对话，我的英语半斤八两，她的英语更让我需要适应，甚至需要猜一猜，有时还不如打手势，弄得我们俩大笑了好几次。晚餐时我和千惠已经熟识，刚坐下，她就严肃地提醒我，不要在吃饭的餐桌吸烟，那是很不礼貌的。我点点头，当时很不好意思。她看出我的尴尬，轻轻鞠躬为她的率直表示歉意。她哪里知道，我们看完《屠城血证》搞活动，我还在讲演的时候多次说的那句话：我们和日本人是国恨家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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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正在开学术会议，千惠拿本杂志递给我，那是一本日文杂志，一看图片，就知晓了杂志的内容，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侵华时中国慰安妇的集子。千惠指着代表团里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说，她是这本论文集的编者，来中国前的若干年里，她采访了数十位当年的中国慰安妇。这次她来中国就是为了寻找慰安妇的更多证据。我仔细看着文集里慰安妇的照片，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你呢？”我问千惠。

难以形容千惠当时的表情，她咬着嘴唇压低眼神，像是点头又像是鞠躬，说：“我们是一起的，如果有什么资料，希望提供给我们，拜托了！”

《南京，南京》里的角川是为了救赎而结束了自己，而千惠也为了某种东西来到中国。她参加的是一个学术组织，这个组织来中国的目的，一是学术交流，二是到北京和哈尔滨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和731细菌部队遗址，三是寻找访问目前还在世的中国慰安妇。当时我还想问千惠，为什么不去南京看看，可一看到她微笑着的眼睛，最终还是没有问。

逛胡同回来的晚上，我把千惠送到酒店，正要告辞回家，千惠不好意思的叫住我，说要回房间给我拿礼物。

她送我的也是一张CD，蓝色月夜的封面，长长的盒子，是一张仅有两首歌的8cm CD，收录了Luna Sea的《Storm》和《この世界の果》，唱片是半旧的。她说她是个怀旧的人，很喜欢一些过时的老歌。我不熟悉Luna Sea，听她的意思是摇滚，摇滚当然中国有很多，我也给她介绍了几支我喜欢的乐队。她很开心，闪着眼睛说，她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和我成为朋友。

千千阙歌——写于日本投降73周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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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晚宴上，我们请来一所大学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搞了一台文艺演出，我当主持人。日本代表团也临时编了几个小节目，其中有个节目是表现北海道的渔夫一起往岸上拉鱼的情景，大家一起喊着号子，千惠站在旁边挥着手臂给大家打拍子。我则招呼音乐学院的几个男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气氛特别热烈，大家就好像真的成了一家人，在为同一块麦田挥汗劳作庆祝丰年。表演结束，我带着在场的所有男生一起用日语喊千惠的名字，千惠的脸红得像个红苹果，喊到第三遍她实在忍不住，就跑上台来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道别进行的很简短，千惠握着我的手似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一直在咬嘴唇，我也不太希望在这种离别的氛围里呆得太久，就没有随车送他们回酒店。汽车发动，千惠推开车窗，探出身子再次握住我的手，已是满脸的泪水……

七十三年已离我们远去，一切已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南京的屈辱早已成为历史，但时间的流逝永远无法抹去的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只要还有记忆，一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