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我在黑砖窑

二零零七年洪洞黑砖窑事件曝光的时候，我就想写一写我在黑砖窑的经历。

二零零七年以前还没有黑砖窑这个词，官方称外来工为民工，也极少听人说打工这个词，那个时候，说找活儿。

其实，那会的乡下人很少出门的，即便出门去探亲也不会捎带旅游，没有亲朋在外面一般不会出门的。

想了好多天，脑子很乱没有头绪，迟迟不能动笔，一方面不知怎么写，另一方面想起那次经历，每每还是心惊胆战，感到极其恐怖，觉得能活着就该很知足。

这一次必须写了，好坏不说，算是留念罢。

  一九九六年，我二十一岁，上完了高中，没能毕业。所以，我只能对外说我是个初中生。

我愧对我的父母。二十一岁，我的同龄人，在乡下，好多人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我还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提着竹篮给我家的牛去路边割草，回来时总要摘一朵小小的野菊花拿在手里。母亲见了，就会皱眉头，好在没说什么。

我每天太阳出老高了才起来。我喂完了鸡，也喂完了猪，又将吃完草料的牛拉到外面的木头桩子前系好，让它享受阳光的温暖。

有时，我就会手里拿着笤帚，轻轻地梳理着卷起来的牛毛，卧在地上的牛就会左一下右一下地甩动着细细的尾巴，将身后的那块地方扑打的非常干净光堂，并时不时地望我一眼。它将它的温柔抛给了我，我却不要。我不要，它也不伤心，真羡慕它。

更多的空闲，我常常会拿着几本书坐在院子里的树下看书，这些书都是当老师的父亲偷偷买回来的，每本书都包着书皮。

母亲有时步子重重地走过，走到我跟前时会短暂地停顿片刻，然后摇摇头走开了。

有一次，她终于开口了：“看啥书呢！”我以为她问我书名，就说是海子的诗。

她的眼睛睁的很大：“你不是说过那个人是大学老师吗，不是睡在铁轨上自杀了的那个人吗？读成了书还不是养不活自己吗？”我说什么呢，真的无话可说。

待在家的日子，我常常趁着母亲午休，仍旧坐在树下胡写乱抹，当然写不出什么，因为麻雀偏偏这当中要喳喳叫几声，心烦。

于是，有月亮出来的晚上，四周静静的，我便趴在院子里，借着柔柔的月光继续着我的诗人梦。

母亲在屋里问我干什么，她整夜地睡不着，我什么时候出去她是知道的。我随口说看月亮。母亲说道：“月亮里住着嫦娥呢，可惜你是癞蛤蟆。”

因为母亲的这句话，我的灵感立马来了，写了感觉挺好的一大摞文字，只等写够一百篇，就背起行囊。

我要亲自去面见编辑大人，天底下再没有像我这么用功的农民诗人了。

想到我的梦正在一步步地实现，我真想大半夜也吼上几嗓子。

当然，母亲每天都在思考着我的生存问题，我这么单薄的身子能够干得动什么体力活呢。

思来想去，她最后决定让我去西侯纸厂打浆。我当然不乐意去，这和我的理想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八月十三日晚，母亲又劝我去西候纸厂干活，说再不去就会有别人去做的。

为这一份活什，她托过好多人的。我感激母亲为我操碎了心，可是我的人生不是她想的那个样子。

可是，她整夜地唠叼，一句话翻来复去地说，再不去就会有别人去做的。我烦，特别的烦。

终于熬到了八月十四日，大约四点来钟，我偷偷起来，准备收拾行李，必须出发了，否则天亮了，我就得到枯燥的纸厂上班，如果不去，母亲会大吵大嚷的，那样，被村里人听见太丟人了。

谁想我刚下炕，她就问：“干什么去？”原来她一宿并未合眼。我慌了：“什么也不干。”说着，飞快地跑到贴里（相当于现在说的客厅），拿了两个馍馍就往院里跑。

母亲也起来了，呼呼地追了出来。开大门已不可能，只好飞身蹿上土墙，蹦了下去，朝临汾奔去。

我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扯着嗓子大喊：“畜生！你回来！你给我站住！你个畜生，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

我不能回去，不能将我的人生就这样在农村荒废了，我必须抗争。我一咬牙，头也不回地丟下了母亲一撒腿跑远了。现在想来，那时我性格真是烈，穿了背心短裤，携带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头的十元人民帀，揣了两个硬馍头放褂子上，在雾气腾腾的大清早，就这样一路急速跑出了家门，真是荒唐。

因为我计划溜上火车，却对临汾车站四周的地形不熟悉，只好顺着张礼站铁道，一直朝北，天亮时到了临汾火车站台。

我拣一背角处坐下，头埋在两腿上，我怕有人看出身上仅仅只有十块钱。

到太原的车票钱十七元，就是售票员同情我优惠我七元，我也不能说身上有十元。

这十元我到了太原才能享用，我要花去一元理个头，一元洗个澡，还要花去三元吃一大碗蛋炒面再让服务员多扣一个炒蛋在面上，然后找一个两元的小旅馆好好休息一下。

剩下的三元，我不知道可爱的编辑大人喜欢吃甚么好吃的，我要买他喜欢的却没有吃过的好吃的，首先让他心里乐开了花，我就成功了。

从运城方向开往太原的绿皮车到底来了。拿着拾来的过期硬板火车票，低了头，挤在人群中，迈着步子往前挪着步挪着步。

心情是无比的沉重，我将要正式告别生养我二十一年的故乡了。

我想挥挥手，却怕列车员看到我扬起的手中的废弃车票，会不会立马赶我走。好在他目无表情，立在车门口，眼睛也不知飘向何处。并未查票。

因为没买票，心里虚的很，有空座也不敢坐，就怕坐下没多久，就会有一个人将我从座位上一把拽起，恶狠狠地说：“你是逃票的吧。这是我的座位。看着年纪也不小了，不学好耶----”

然后一车厢的人，不管在干什么，都要朝我投来热辣辣的眼睛，并大声地笑。这需要多大的脸面，才能换回我的自尊呢。

我老老实实地拣了两车厢的过道地蹲下。心很淡，不知渴盼己久的省城是啥样，但我心中的太原是最好的太原。

透过玻璃窗，望得见汾河里的水波浪翻滚，黄黄的泥水在午后阳光里竟是暗绿色。

然而，早已无暇注目沿途美景，只盼火车快快到达省城。但是火车似乎跟我做对，慢慢行，到一站停一下，一站听说是三十里。眼看透进车来的光线越来越暗，仍未到达太原。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真不清楚什么时候到站。要到深夜么？若是深夜，自已可得露宿街头啊。

“小伙子，哪里不舒服嘛？”一抬头，一个黄衣，黑脸膛，嘴下一抹胡子，个头高大，体格微胖的中年人站在了我面前。

“我腿疼·”一路未动弹，他这一问，我想站起来，腿有些麻。

“要紧不？”他亲切地问。说实话，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被人关心，真是受宠若惊，一下子觉得那人真是太好了。

  我们便攀谈起来。

“咦，你怀里抱着什么？”他突然斜视了一下我。

我说：“两个馍。”

“小伙子，你还没用过午餐吧？要不，上我那座儿去，肉和酒都有，我陪你喝两杯。”那人说着话时，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那么你也是出来找活的吧？”

我点点头。

“要不，你上我葡萄酒厂干，我看你实在人，也不骗你，干脆到我的砖场干吧。谁叫咱们是老乡呢。”说着，他顺手摸了一下嘴巴下的胡子，乐的脸上都开了花。

我爽快地答应了。那时我们本地月工资三百元，他应诺给五百块，一月一清，还有他虽然喝酒却闻不到令人作呕的酒臭味，最起码不是有事没事喝了酒耍酒疯的人，不耍酒疯的人品一定好。

我相信他的话，仅仅多出二百元，也许他们这儿的工资就是这个标准，因为靠近太原，自然比临汾要高的。

我们就这样站着说着话，他也没有回他的座位，然后在东阳领着我下了车。

他对我讲，他的车马上到。

等了不到一分钟，他说：“咱们还是打的吧，说不准那骚娘们和那一个鬼混呢。谁有时间等呢。”

他招了招手，路边过来一个枣红车。

司机的头发散着，遮住了大半个脸，从车内伸出头来笑道：“黄老板，今天又发了啊。啧啧！”

黄老板示意他闭嘴。我们坐上了车，虽然是第一次享受，却没觉得有多舒服，大约坐的火车长了没有感觉了吧。

大约十来分钟后，黄老板说：到了。这时太阳已偏西了。

路边立着一个木牌，上面贴着一张白纸，纸上工整的毛笔字是“杨安”。

我抬头望望，眼前有一个村庄，数不清的高低不一的树，一片的红砖蓝瓦房也是高低不一。

黄老板对我说：“路在那边呢。”

这是一条田间小路，路不宽，两地垄间大约仅仅可以过去一辆平车。因为两边种的玉米，长势喜人，墨绿的叶子都伸到了路中的空间，不注意看，不会以为这儿会有路的。

两个人走着躲避着叶子，只怕叶子挂破臂膊。

看着饱满的玉米穗从茎秆的中间突出来，有的茎秆上竟然有两个，我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就是觉得可笑。?

再往前走，一望无垠的田地的前面，露出了一截烟囱，渐渐就看见了高耸云端的大烟囱。

前面是一块空地。走到跟前，发现地上码有红砖，四个一组一正一反一摞摞地堆了一大片。场子后面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房上矗立的正是那高烟囱，此刻黑烟浓浓。

几个赤着上身的工人，脖子上搭着一条黑乎乎的毛巾，拉着放有土坯的平车，进进出出。这里应该是砖厂了。

黄老板领着我右拐，就看见高烟囱的对面的坡上是一个四合院，全是低矮的平房，院门开在东边，木棒钉起来的门，缠绕了铁丝。门口坐着两个年轻小伙，和我年纪差不多，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粗木头棒。

我一下子感到很害怕。我被骗了。我当下就想跑，腿却灌了铅似的，哆嗦着，同时很怕那两个打手追上来，一顿乱打 ，后果不敢想。

黄老板没有与两个打手说话，直接推了门进去。

进入眼帘的是一个水管，生了锈的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滴水，在方水池里砸下一个个小坑。

水池旁倒着几个白瓷的碗，碗里粘着的米粒，任凭几只麻雀啄来啄去，就是不离开，看来已经粘的牢牢的了。院子里没有人。

东边的一个门上钉着木牌，是灶房。灶房的窗子上吊着一块表，时针、分针和秒针都转动着，是五点二十九分。

南面和西面的墙上都是立着一个窗户和两扇门。窗户上没有玻璃，蒙着块塑料布，两扇门的下面的木板开着口子。

黄老板手指了指北面，说，进去休息吧。我本来还指望他通知一下大师傅给我做饭呢，谁想一转身，他进了靠近门口西边的第二个屋子，门上挂着竹子编成的门帘，门上的墙上没有标志。

肚子饿得咕咕直响，我好怀念走时带来的那两个馒，可怜它们都被我扔到了车站的垃圾桶里了。

我只好自己上灶房去 。灶房是两间，外面一间靠墙角的炉子上，放着一口大锅，冒着热气，锅上面的蜘蛛网飘来飘去。

四面的墙上黑黑的，油乎乎的。右转，但见内墙的一边立着两袋菜，网袋装着，红红的皮，是洋葱。旁边是一堆石头般大的土豆。

一只大黑猫抱着一个圆圆的土豆打着哈欠，见我进来，喵呜叫了一声。

“哪个呢？干啥子呢？”一个手里拿着刀子的中年男子转过身

问。另一个年纪显老的歪着腰往盆子里拨拉切好的土豆块，个个都比小石头大。这些应该都是他俩拿刀子剁下的。

我说我要吃饭。

他们俩朝我摆摆手，说：“一边去，一边去。”

我央求说给我块馒头就行。

没有，啥子也没有。今天连米面也没有了，晚饭就吃水煮肉丝土豆。你早点过来。

出到院子里，听见黄老板他们吵吵。

包老大，你怎么会给我一张呢？不是说好的带一个人进了门，不论老小，都是两张吗！黄老板的声音。听他这一喊，我确定他的身份是人贩子无疑。

你凶啥子呢？这娃又瘦又小，走路都夹着屁股沟子，能给我干得动啥活呢？还不是吃白饭的。这类货我是不要的，可你整天地北京、太原站跑来跑去的，我不知道你冒风险吗？我能让你白跑腿吗?这个人声音尖尖地，四川口音，应该就是包老大。

前天我带回来的那一个小妞，听说你当下就买给山北的那个老光棍当老婆，三千大洋呢，你咋不多给我呢？

哈哈，兄弟，以后只要你带回漂亮的，你抽二，成不成？今天的还是一百，喝酒！

那，那就喝酒吧。

五魁手啊！

六六顺，咱哥俩好呀！

而我是多么失望，走进姓黄的说的屋子里。那是人住的地方吗？

地上的尘土起码有一寸厚，到处都是烂纸片、酒瓶子以及烟头，还有十多只破旧的黄球鞋。

两边是外面围着砖垒起的土炕，大约可以到我的膝盖。炕上有的地方铺着褥子，里面的旧棉絮都露出来了，有的地方就搁一些破旧的用绳子穿在一起的稻草席子。

炕头这边一个碗，那边一个缸子，有的里面还有剩下的汤水，几只苍蝇在里面游泳。炕上的衣服、被褥一团团地，乱遭遭的。

终于捱到了天大黑，院里亮起了昏黄的灯。

民工们打着口哨，唱着歌儿，大声说笑着。工人下工了。

他们一进屋，飞快地拿起炕头的碗，朝灶房跑去。我早饿的不知道饿了。

这时，有人从屋角拾了一脏碗递来：“才来的吧，洗洗，打饭吧。”

大师傅给我舀了满满一大碗土豆肉丝汤，并往我碗里扔了一片腌白菜叶。

老师傅又拿了一个小黑馍给我，馒头上布满了绿霉点。我非常感谢老师傅，竟然记得我。

工人们都蹲在院子里吃饭，我也蹲下来。

想不到馒头非常硬，咬了一口，只留了几个牙印，搁的牙生疼生疼。只好两手使劲地掰，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到碗里。碗里的汤往外溢出，赶紧趴在地上，吸溜了一大口。哎呀，什么味，酸酸的，咸咸的，更多是臭臭的霉味儿。多亏拿手捏住了嘴，才没有吐出来。喝完了汤，才吃到两小根软软的东西，感觉是蘑菇。

饭罢，民工又干活了。直到十一点钟才下工。胡乱洗把脸，躺下，说笑了。

小山东，讲个故事吧。

民工之间，不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只问你来自哪里。山东的，年龄小，就称呼小山东。如果同省的有两个人，就称呼县或市名，超出三个，就称呼镇名或者村名了。我们这个屋里的人，大多来自安徽、四川、湖北、陕西等省，就我一个人是本省的。

还是叫小河南说吧，他去过的地方多，今年才从深圳回来，就到这儿来了。

小河南，你就说说吧。听说那边的女人，天黑了，站在街上，穿着小裤衩，露着着大奶子，是不是啊？

是啊。

那你有没有去快活过？你婆娘又不在身边。

哎呀，不提的好，白花钱了。

咋了？难道是二姨子不成？

不是。

那咋回事吗？是你那东西不行吗？有人就伸手往小河南的腿间捉去，笑着说，竹棍一般。

等我要做事了，我问她多大了。她说六十了。气得我呀。

啥眼神呢？

我问她，咋收费呢？她说二十。我问她进去半截咋算呢？她说减半。没想到一下子全进去了，她就说我不守信用。我说我没有不守信用啊，我说的是后半截呀！

你小子日能啊。你身上就十块钱嘛。大伙哈哈大笑起来。这以后大伙都喊小河南为半截儿，不再叫他小河南了。

这时侯，进来一黑胖子，大嚷着：“睡觉！睡觉！不好好休息，明天四点能起来吗？”

民工们都闭了嘴，待黑胖子岀去了，他们又小声地说笑。

他们说这胖子是包老大的大女婿叫贾汝慧，也是凤凰村的。包老大还有一个二女婿，人长得挺白，不知道哪里人，名字叫做白冰。另外，还有一个打江油过来的，尖嘴猴三的陈眼强，认了包老大做干爹，场子里监工。我却听成了酱油，以为那地方生产的酱油一定出名。

第二天自然是被贾胖子叫醒的，很快地扒拉了难咽的饭菜。没吃完的馒就握在手里，走着吃着。

天色微亮，虽然灰黄的灯亮着，但是看不了太远，头上的天只能看见齐着院子的一小块。

院子里、墙上到处是影子在晃动。

大伙快速地去灶房门前汇合，在水龙头后站好，排成两排。

过了片刻，一个干瘦的老头出来了。这就是包老大，两只小眼睛四下里瞅着，站在我们前面，六十来岁的样子。

贾胖子、白脸、尖嘴猴陈依次立于旁边。

我们报完了数，陈尖叫一声：唱！就听大伙哄哄地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连唱了四遍。

接下来，陈请示包老大：爹，说些么？包老大摇摇头，说：“出发吧。”

两个手持木棒的小伙子一东一西，随着大伙一起走出了院子。

包老大、贾胖子和白脸转身回了屋子。

所有的人都是先下到一个大坑里，这大坑就是土场。压砖看机器的几个人第一拨上到高台上，装运砖坯的接着走，插运砖坯的继续走，剩余的十个人留在土场。

尖嘴猴陈一挥手，卷扬机先动了起来。土场里还有一个挖土机，小安徽开这个，专门负责放土下来。

我们几个人每人一辆兜子车一把铁锨，将地上的松土装满车子，然后一个人接着一个人推着车，往输送带前的小坑里运土。

劲儿大的，远远地跑着，快到跟前了，一松车把，车子就起来了，车上的土不费力就下到坑里了。

刚开始，我还跟得上他们，几轮下来，已经气喘吁吁，大跑着也跟不上了。

到下轮我吃力地推车时，尖嘴猴陈便拿起木棒在我腰上打一下，疼的我一下就摔到了。

“起来！你个你娘不养你的龟儿子，别给我装了。”

陈拿着木棒在我腰上又戳了两下。见我真的是没有力气，扔掉了木棒。

后来，他让我和一个老头两人装运一辆车，不排队，装满就走。

我和老头一个人抓车把，另一个在一旁扶着车边用力。

每每我俩推运车时，陈依旧要将木棒轮起来，在我们面前晃动着，大喊：“要是再偷懒，仔细老子剥你们的皮！”

老头笑笑：“长官，我们听话。”

陈一下子怒目四睁：“说啥子啊。老子是国民党吗！”挥棒就要打下去了，老头嗷地叫了一声，两手抱住了脑袋。

陈哼了一声，没有打下去，却骂道：“老家伙，不偷懒，咋不脱了衣服干活呢？”老头两下子就脱掉了干净的西服，叠好，放一旁的高处了。

毒辣辣的太阳仿佛挂在天上似的，好长时间也不动一下。

我看看我的两手，磨出了好几个血泡。

老头从裤袋上卸下一别针，对我说：“还是忍忍疼，刺破吧，聚起来的水出来不会那么疼的。”我只好咬着牙按老头说的做。

随后，老头把他的帆布手套递给我：“带上吧，下次装土时，抓紧了，不要让锨把在手里转动，就不会磨出血泡了。”

事实上，老头说的没错。

老头是浙江绍兴人，叫诸葛留弟，本计划去五台山转转，盘缠在到了太原后被偷了，旅馆门前碰到了黄同志，感激黄同志请他吃了早点，只等挣够了路费就回家，没有想到却被骗到这儿来了。后来，在解救我们几个的陈侃乡政府的会议室里，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都什么年代了，竟还会出现这样的事，土匪都不如啊！”

午饭后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我睡不着。于是脱下汗臭的褂子，放方水池中，抓一把土，揉在褂子上搓洗了，拧干了，一只手在空中抡。一个人在院子里走动着。我以为这样干得快。“干啥子呢？你小子别想跑的，跑不出去的。”贾胖子从屋子里伸了半个头出来，马上又缩回去了。太阳照得墙上都冒热气呢。

这时，天空中飞过一只鸟，咕咕喵地叫了一声，虽不在半夜，我还是害怕听到这叫声。乡下人说这鸟叫，会死人的。我想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寻找了我没有?再过些日子，就七月十五了，到了那天傍晚，母亲一定会在大门外也为我烧纸钱吧。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跑出去。

却不知怎么逃。

逃跑是在两天后的下午收工时，走到低洼的土场入口，一抬头，发现陈在后面与一持棒小伙嬉笑，俩人搂抱在一起。

我以为机会来了，抬腿就往旁边的小路上跑。

我以为跑快一些，趁着夜色能够跑脱的。

不想，马上就被发现了。“有人跑了，快追！”

马上有四五个人撵了上来，一下把我摁倒在地，有人顺势踢了几脚，接着拽了我的胳膊，拖回小院。

民工们被召来，排了两排。

我被扔在他们面前。

包老大先大骂：“造你妈的班机，连你龟儿子都敢跑。你找死啊！”越骂越快，听不懂。

接着，四五个人一拥而上，拿脚踹，拾砖砸，用木棒打，最后包老大用蘸了水的皮绳猛抽。

我早已不觉疼，浑身木木的，没有感觉。包老大终于打累了，扔了皮鞭，又大骂了几句，并指着我对民工，应该是讲“这就是逃跑的下场”。

随后，我被撂到了土炕上，民工们又排着队上工了。

而我这时才觉得疼，每一个部位都疼，全身似乎散了架，好象正要断开似的。

尤其是背火热火热，灼痛灼痛，不能躺，只得趴着。我的背心已被打烂，上面血迹斑斑。不能看见我后背的伤，我怀疑我的骨头被打坏了。

晚上民工下工了，有一人走过我身旁，小声地说：“那印痕好深的啊，你不跑就没有事的。”

其他人仍在说笑。

不想，紧接着，我又遭了一顿毒打。

那会儿，我已不能站起，那满脸横肉的人，凶狠地命令旁边的两个人拽起我，随手抄起一烂皮鞋，对着我的左右腮帮一劲儿猛抽，随后一脚踢倒我在地，头咣得一下碰在炕沿，天旋地转。他顺手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拽着我起来：“你个囊包，你真丢我黄二宝的人。”说完，照着我胸膛一挥拳头，我便倒下去。

醒来，嘴里咸咸的。但我庆幸自已还能活着。虽然动弹不得，好在工友替我打了饭菜，可是腮帮胀痛，嘴很难张口。为了活命，我必须吃一点儿。好在我的手还能动弹，于是费了好半天工夫，够着了一根小木筷，一手掰开嘴，让牙齿有了一丝空隙，一手将小木筷放在上下牙缝间，然后掰了几小块馍，扔到稀汤里，待馍泡得大大的，用手捞起，塞进嘴，一吸溜，竟吸下了。

大约三天后，我便被拖到了土场上。虽然腿还是一瘸一拐，包老大吩咐我坐在输送带旁，专捡枝叶。尽管尖脑壳陈还时不时拿木棒戳我的腰，已不很用力，因包老大走时交待陈：“只要他不跑，吓唬一下可以，打残了，我可少了一个工人哟！”

那时中午太阳还很毒，我不饿，因为我将裤带系得特紧，感不到饿。

但是，口渴得厉害。二十分钟不到，就得趴到一旁的雨水坑边吮咂水。

陈起初以为我要逃跑，举起棒就朝我砸来，一看我喝水，索性将木棒甩在水坑里，溅我一脸的泥。

以后，每次上工时，空地上便放一盆清水，在阳光下一晒，喝到肚子竟也暖暖的。

然而肚子稀里哗啦响不停，终于得知，包老大那儿可以领药，喝了药，饭菜也可口，不再难咽。

然而早晚，感觉极冷，不时地下雨，空气很湿，有时有雾。我赤着上身立在土场里，不住发抖。陈慌了：“可不敢倒下啊。”他马上报告了他干爹。包老大笑笑说：“没事儿，那是冷的。”顺手脱了他的脏衣服给我。

我当时真的感动得哭了，以为那老头儿也是养过儿子的人。可怜的我，自此，再不想逃跑的事。

我不想说砖厂的劳动强度有多大，你想一想，每天十八个小时的劳动量，谁受得了。每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下小雨，浑身湿，也得干，要想歇息，只有等下暴雨。

可是，下了暴雨，也不得安然，不时被叫去巡查砖场，看油布盖好砖坯没，或者挖排水渠。这边雨下得急，身上的臭汗，被雨一冲，回到屋里竟惬意极了。

那个时候，我盼望天天下暴雨，下得包老大急了，就会解散我们，七八十人的伙食也了不得呀。况且七八十人都在坐，包老板能把大家怎样。

然而，我觉得民工之间太冷漠了，似乎旁人的生命与己无关。

他们麻木而安生地度过每一天。

但是，包老大似乎体察到了合群人的利益，不时卖瓜果给他们吃，有时当着民工的面，发给某一个民工一百块。只是我们这一少部分，来自外乡的不合群的人，挨打已经是家常便饭。

谁不会察颜观色，谁必定会吃苦头。

有一个山东荷泽名叫陈夺辉的小伙儿，年轻气盛，不愿干，并大嚷：“还有没有王法？我要走！”但已被几个持棒的人打倒在地，陈举起铁锨就拍，鲜血直流。直到包老大走过来，喊停，才罢手。

小伙子在被解救回家时。他的头还缠着纱布，可是一条腿永远地坏了。解救人员示意他留下，问题一解决，马上疗治他的腿伤。他说什么也不肯留下。也许他打工很多年，去过全国不少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太恐怖了。临别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想死在我老家的土地上。

我是九月十八号被解救的第一批 。

前一晚，我们八个人刚被转移，坐的四轮。八个人中，有诸葛大哥，陈夺辉，其他的不认识。

陈夺辉一路上一个劲说：“这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呢？去哪里呢？”没有人应声。

那个到达的地方是一个小砖窑，路过村子时，借着四轮车前的光，我看到村前的门楼上书写着“南窑村”，在瓷砖上。

九月十八号这天大早，陈问我们愿不愿留下来，八个人都说肯定留下来。到中午，公安局的人来了后，陈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被解救，很是失落，低着头，进了屋子。

本来要上榆次市公安局，地委领导说，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找一个僻静一点的地方好。

于是，去陈侃乡政府。询问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叫每个人写一份材料，然后问八个人每人每人来了多少天，每天按十元算。领了钱，在本子上摁一个手印。

所有工作了结后，两个记者才想起来要拍张照片。

领导摆摆手，说：“算了吧，影响不好。”

这时外面已经黑下来了，原计划的晚宴不得不取消。因为火车二十分钟后就到修文站了，诸葛老哥他们都有东西在那边，我也有，就是走时装在身上的十元，那天没逃脱，被拿走了。

没想到我的一老一少两个人头的十元人民帀，还能回到我身上。那最后边的数字三个六，我居然看成了三个九。

包老大和大女婿贾汝慧没有露面，她的二女婿白冰给我们取过东西后，胳膊下夹了一个黑文件夹走出了院子，和谁也没打招呼。

我们要走了，好多人立在院子里注视着我们。一个公安局的人员说，你们还是待下来，有政府在，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可看到我们真的离开了，他们都禁不住两眼泪汪汪。

火车票买的临汾站下车，凌晨二点二十到。

一点多的时候，忽然看见监工陈眼强从另一节车厢走过来，我赶紧低下头，将包老大送我的衣服取出蒙在头上。因为害怕下车遇到陈，一直坐到了侯马站才下，在候车室坐到了天大亮才走出来，谢天谢地，一个认识的人再没遇到。

一元钱在新田市场一角的饭铺前买了两个韭菜包子，然后坐了八元钱到襄汾的汽车，经过收费站时看到十几个武警，手里拿着长一些的有背带的枪，立在路两旁，司机说，打黑除恶，包括车匪路霸。但我心里还是一惊，真的是怕了。

到家后的十一月的一天，看报，《山西日报》第二版，登有“榆次处理虐待民工事件”的报道，记得二百多字，最下角登的。

据说，那砖场老板在乡政府任职，转手承包给了四川包老大，一年多少钱，怎样经营与他无关。虽然有多名逃出者举报，那乡领导靠酒席便打发了同僚。

一九九六年的五月份，有两名某省小伙逃回家乡后，将虐待民工事件反映给他们省的一个人大代表。这个省人大代表持续写信给晋中地委与山西省委，此事才引起高度重视。

时年十二月二号，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同志，曾专程赴榆次市冒红砖厂（不清楚砖厂属于哪个镇），看望民工。可惜当时未留下报纸，今天写文，不能引载，遗憾呐！

后来说到我回来的情景，母亲说，我连个叫花子都不如。她说：“不是口袋有三百多吗，三十元就买一身衣服，你咋不买呢？你说丢不丢人！”她真是一个要强的人，而我二十一岁了，才挣了三百六十元，你说我舍得吗！

这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起初那几年，村里人见到我，都会说：“这是咱村第一个出过远门的人”。

到了二零零七年，有一个村民问我：“现在的洪洞黑砖窑，和你那时的情况一样吗，说说？”我说什么，我认为他在讥讽我，真的心死如灰。

我身边的人都把我当傻子看待。我见了任何人都不愿说话，一度老低着头走路。越这样，他们越坚定地认为我是个傻子无疑。我的身体越来越差，重活已经不能干。也不敢再出门。可是，能够活着，我就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