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就像是某种具有繁殖能力的“生物体”。文化的内在生命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人格”。一个民族倘保有其具有精神高度的独特的文化水准，则此民族仍然“活着”，其“人格”尚在，并且因而是打不垮的。倘一个民族丧失了它的文化水准，它就已经不再拥有其“人格”，且丧失了支撑其生命的内在活力，被彻底摧毁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我们此行之第一站是千佛寨摩崖景区。在景区的山坡上有两三个亭子，一道水泥花架结构的门坊，一道石拱门。看起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柱子上，刻着对联。书法署名罗志光，甚见碑学功底。读其文辞，文采斐然。撰者署名周汝森。我伫立玩赏久之。山坡另一头，有一座寺庙。大殿新建，再观其柱上匾对，皆是电脑字体，涂以土豪金色，犹如如今市面上常见的商业招牌。顿感文化水准一落千丈。我向庙里的和尚以及老少居士打听周汝森是谁，竟无人知之。我对这里的和尚说：“怎么不让给以前那些柱子提写过对联的周汝森、罗志光来给你们的大殿写对联、却要用电脑字体呢？用电脑字体非常非常的掉价，实在是要不得”。和尚听了我的话，一脸懵懂。
山梁子下面四面的岩壁上，雕刻着日渐风化的自唐宋以来的摩崖造像。从这些摩崖佛像中，我体会着千百年来那种曾经激动人心、给人生在世带来意义感的东西。这个东西仿佛是某种有着某种自主意志的“生物体”，它“活着”的理由，就是人们能感受到它、且从中获得某种精神层面的滋养。它足以“活着”，即在于人们用他们那足以产生出共鸣的心去关注、回应来自它的滋养。自古及今，历尽世事灾变，人物更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个饱经劫难的“生物体”的脉搏仍然微弱地跳动着，因为尚有周汝森、罗志光这样的文人乡绅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喜好接续着它的遗传因子。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大多已经不能辨别电脑字体和书法有什么不同、已经感受不到周汝森、罗志光这些乡贤所继承传递的那些个文采有什么好、已经察觉不出建筑物挂出的匾对之文艺水平标志着文化的高度、且拥有某种文化高度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了。那个中国文化之“生物体”，仿佛已经断子绝孙了一般。想到这，我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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