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起早贪黑，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晚上还没有好的地方休息，只能躺在路边或者花园的长椅上，裹着破大衣或者盖上一层破破烂烂的棉被。他们没有舒适的床，没有美味的食物，更没有医疗保险，他们如同蝼蚁一般，生活在城市的最低层。
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有什么感触？
是感叹社会的不公吗？还是想寻求立法，为这些人提供住处？或者抨击雇主，压榨劳动力？亦或者将他们送回老家，好歹还有一个温暖的窝？
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了，最开心的是那些不明事理的善良人和别有用心的竞争者。而受到伤害的则是那些背井离乡的穷人和工地的雇主。
如果政府出台文件说，为了社会的和谐，在当地打工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住所。
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不是。
这句话可以反过来理解，只有在大城市有一个稳定住所的人，才可以在当地打工。
那些农民工会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钱来租房子住，如果房租太高的话他们只能跑到更远一点的郊区去住或者干脆回到自己的家乡。
大城市里的房租对农民工而言还是很高的，他们之所以愿意留在大城市，就是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可以赚到比在自己家乡更多的钱。这些钱他们是要留着回家盖楼房，或者说给小孩读书，他们要把钱寄回家，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现在逼迫着他们去租房子的话，家里便会少了很大一笔经济来源。而那些租来的房子呢，当然会比公园里的长椅好很多，可在那些农民工心中，这样做很不值得，他们情愿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如此一来的话，整个家庭的幸福感便大大的降低。
再说跑到郊区去租房子，可行吗？
虽说郊区的房子比较便宜，但要在郊区与城市之间来回赶，来回就要花去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他们可以多睡一会儿，增强体力，或者多干一点活，多拿一点工资。
让雇主加工资或者安排住所可以吗？
加工资的话应该加多少呢，一块两块，还是一百两百？加的工资能给的起房租吗？
那统一安排住宿呢？
统一安排住宿也是需要付费的，这个钱可能是从农民工的工资里扣，或者让农民工每天多加两小时的班，因为钱不可能无中生有，每一项服务都需要付费，否则就是抢劫。
非得让雇主提供住宿又不改变其他任何一条项目会怎么样呢？
工程部也会有自己的预算，如果因为这一笔开支工程亏损，第一次只能认栽了，下次大不了不干了，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买卖没人干。这样一来农民工同样会面临失业，只得回家。
那就回家吧，回家可以有一个温暖的窝。
这个时候农民工可能会跳起来对你破口大骂，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挡人财路？我在大城市干1年可以抵在家里干4到5年。我情愿在大城市睡街道睡公园，我乐意我开心。
善良的人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实则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他们只看到了社会的表层，却没有细心的想过，农民工之所以愿意这样受罪的内在机理。
还有一批收益者是谁呢？那就是工作的竞争者。农民工返乡了，但是工作还在那里，总是需要人来干的。谁来干呢？只能是城市里有稳定住所的人。他们会愿意干农民工的活吗？
答案是只要价格合理，他们一定会愿意的。
农民工150到200块钱一天，同样的活，当地人可能就要500到600，人工成本成倍的翻，受损的当然是工地的雇主。
只要一切出于自愿，便不存在剥削。
有人会说，那些工地的老板，他们每天开着豪车吃着大餐，每一个工程动辄百万千万，农民工却要累死累活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剥削吗？
不是，当然不是。
我们不能因为老板赚的钱就说他剥削员工，剥削员工能赚几个钱啊。可以换个角度将它理解为老板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更多人提供了便利，所以用户愿意给他更多的钱。
我们要始终坚信一点，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一个人能赚多少钱，就得承担多大的风险，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从来没有一本万利的买卖，如果有，顷刻之间，就会变为一片红海，所有人将利润全部瓜分掉。
工地的老板能够拿下工程，可能身上背负着上百万上千万的贷款，光每天的利息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出入开着豪车，如果他们开着豪车是为了到处筹钱，给农民工发工资呢？这样你还会羡慕他们吗？如果出现了工程亏损，人员伤亡了呢？这笔钱又有谁来筹集？在整个过程中付出的精力与心血，又该怎么来计价呢？你可以要求老板与工人平分利润，那风险谁来平分？有些人是天生的风险厌恶者，他们只求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每天工作八小时，开开心心过一生。让他们去承担工程损失的风险，他们宁可不干。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表就有里，有利就有弊。在我们作出选择的那一刹那，也同时选择了利弊。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事物的表象，而事物的内在逻辑，需要去思考探究。我们仅凭看到的就去做决策 ，只会破坏社会运行的秩序，好心办坏事。这个世界不需要悲天悯人的情怀，只要出于自愿，即使眼前的是苟且，依然能看到诗和远方。但我们绝不可以将自己的诗和远方强加到别人身上，这只会满足我们自身微不足道的自恋，而对事情的发展常常会起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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