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谈仁义的国家是无能的，大谈道德的人民是虚伪的。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从高中接触这篇文章到如今的否定，不能说是金钱对自己的腐蚀，而是准确认识到了利是万物行动的准则，利驱动着我们每一个社会人，并同时让社会这个巨轮正常的转动起来。
孟子的初衷是维护梁慧王的统治地位，因此不惜用道德绑架无知百姓。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时代总有自己的局限性。我没有意贬低圣人，只是难以理解当代的一些道德家为何扔要继续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攻击民众。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为难一个古人，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成就感。
孟子正处春秋战国时期，政局动乱、民不聊生，法制思想又极其不健全，人民的生活根本得不到保障，这也就理所当然产生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的思想。一味地大喊仁义道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和无能为力的表现，这是在法律不健全社会下出于一种扭曲保护统治者的愚民思想。没有钱，而大谈仁义道德是可耻的。如今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从封建制度过度到了社会主义，而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更是胸有成竹，国家为人民提供基础的生活医疗保障，随着社会主义逐渐扔掉初级阶段的帽子，那么便能够更好的为人民谋求福利。
利能够给每一个社会人注入源源不断奋斗的能量，利也能够带给个体所需的成就感的同时可能保障自己过一个体面的生活。
你说你不谈利？我说你不诚实！
你总不能说句感谢就能穿上新衣服；
你总不能拿着道德去面馆吃面；
你总不能只讲仁义就可以免费住酒店；
交易的基础是利，而不是道德仁义。双方因为各自的利益而互取所需，这才是符合人性和市场常规化的。
只谈仁义道德的社会和市场是一种病态，而利正是国人自古以来就缺少的良药。道德仁义不具有强制性，而一个制度越是完善的国家越依赖法律法制。
孟子还有观点说到，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不满足的。这只是时代的局限而不是永恒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健全的今天，人们应该更多的将自己从虚伪的道德面具中挣脱出来。
以利为基础，以法画红线。这样不仅不会让金钱腐败自己，还会让人民在有尊严生活的前提下活出大国人民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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