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第九》01：难言之隐

《论语·子罕第九》01：难言之隐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钱穆先生把《论语》中的这段话解读为：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这种解释，一下子把孔子变成了一个片面的、偏科的“学者”。

我们今天当然没办法把孔子他老人家从地下揪出来，讨问这段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在老先生后继有人，特别是他所倡导的儒学精神在后来被日益发扬光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部分。几十年后，继承了孔子衣钵的孟子比自己的师祖风光和豪迈了不少。

话说这一天，梁惠王看到孟子赶紧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意思是说：老头儿，你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拿什么来利于我国吧？

孟子大手一摆，豪迈的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意思是说：大王，何必说那低档次的利，咱聊点儿高级的仁义行不！

把孔孟的两段话摆在一起解读，我们一定会明白，孟子真的是继承了孔子的衣钵的，这一点，如假包换。从“子罕言利”到“王！何必曰利”，这是一脉相承的。

或许，认真解读一下孟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子。大胆而豪迈的把手一摆的孟子，忽悠起梁惠王来，当然不能仅仅靠一把年纪，靠学术上的权威。且看他是怎样说清楚“何必曰利”的道理的。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意思是说：做君王的盯着“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做大夫的盯着“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盯着“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

这便是孟子“何必曰利”，专注于仁义，多说说“仁”的理由。

关于“命”，孔子讲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他是将“命”和“天”连起来讲的，在他看来，命源于天，是为“天命”。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意思是说孔子很少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命，是因为天命是很难说清楚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子关于礼乐法度的教诲，我们可以听到；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学问，我们便很难听到了。

由此可见，《论语》中的这段话，似乎可以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意思是说，孔子他老人家很少谈利和命，倒是没少说到“仁”。有人甚至为了证明这一定，专门细数了《论语》中这几个话题出现的频次。据说“利”出现了六次，“命”出现了七次，“仁”则出现了五十九次。

客观来讲，这样断句和解读，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这样来研究《论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总给人一种偏颇的感觉，毕竟孔子虽说不是全面发展的，但至少也不是偏科的。要知道他老人家是编订过《易经》的，是对之有过深入研究的。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那便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断句与钱穆先生的观点无二，意思却有了变化：孔子他老人家很少将利和命，利和仁摆在一起来谈。

至于不将之摆在一起谈的原因，今天来看，只能说是他老人家的难言之隐了。

把孔子的这个“难言之隐”和子贡的话摆在一起，“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或许隐隐然有些明了了，天下的事儿，尤其是“利与命”、“利与仁”这种复杂联系，哪里是能够向所有人说清楚的，所以，还是干脆少说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