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很少跟人分享读过的书，看完的电影，总觉得这是很个人的事情，别人不一定有兴趣听。直到一个同学跟我说，把好东西分享出去是美德，也是一种贡献。是啊，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好书需要分享出去，万一有人喜欢看呢。
这是一部关于旧年文人的书，一幅历史的沧桑画卷。他们都是那样独特的存在，一个人物，就是一段故事，一曲长歌，一幅画卷。在这长廊之中，我们看见花开花落，人来人往。刚出版时，高校历史系近代史教授就对本书给予较高评价，并极力推荐。我选了6个人物小事，理出5个方面来管窥一豹全书的文风，有兴趣的可找来全书阅读。
好书就像充电宝——读《笔杆子》
《笔杆子》，作者：刘超
论成功
沈从文，一个土得掉渣儿的人，如果说中国文坛曾有过乡巴佬的话，那么，他必是头一个。看到这大得怕人的城市，他有几分惶惑，亦有几分欣悦。他很累了，可是心跳得厉害。最后，还是平一平心跳，对这个城市说：“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1929年，他终于谋到一份差事，在中国公学做讲师。最难的是第一次，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为的是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校门时不致太显寒碜。第一次登台时，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在讲台上竟然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这第一堂课，他准备了良久，可上讲台后，他足足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终于说话了，可是十来分钟就把整堂课的内容讲完了。这时，离下课尚早，他拿起粉笔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有人把这事反映给校长胡适，胡适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P129）
说胆识
章太炎的大部分弟子都跟着乃师很沾了一些光，有一个人多少年里一直在走背运，这就是刘文典。“北伐”功成，南方气象一新，诸省皆大兴办学之风。安徽也办大学，叫安徽大学，刘文典做的是文学院筹备主任，代行校长职权。蒋介石刚在南京坐稳，于是莅临各地视察工作。蒋介石在安庆时，特地指名要视察安大，可是校方几次都拒绝蒋的“训话”。有人说，这不太好吧。刘文典就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几经折腾，蒋终于如愿。可是，到安大一看：学校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此地竟完全没有预想中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蒋大为光火，招呼个员工，狠狠地说：“来人，把你们校长找来！”……刘文典一袭长衫，破旧不堪，油迹斑斑，扣子也两扣三不扣的，衣服实在是邋遢潦倒得不成样子。娘希匹，就这鸟样子，也配当校长？素来讲究仪容的蒋介石很是光火，就问：“你就是刘文典？”来者不以为然地说：“你就是蒋介石？”对方大怒，训斥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声反驳起来，于是大吵，大闹，没玩没了。……刘文典还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结果……（P49） 刘文典的爱好之一，就是骂人，而且颇为刻薄。他公然讲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去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P51）
讲内心强大
有一年上，清华园中有一位学子拄着拐杖找到了校长：“校长，我这样还能留学吗？”答曰：“怕不太好吧！”“为什么？”“人家美国人会说：中国是不是两条腿的人不够了，连一条腿的也送来了。”这时，一位美国教员却发话了：“连他都不能去，还有谁能去？”后来，学校易长，这位学子遂得赴美，他是潘光旦。单腿的潘光旦曾装过假腿，后因行动不便，索性就弃之不用，代之以拐杖。在常人，躯体的缺陷，总难免多少诱致心灵的缺陷。潘却不然，其心智之刚健，远迈凡人。他亦从未把自己与“残疾”二字联系在一起。他的口头禅是：“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P63） 与那代绝大部分社会学家一样，潘光旦的后半生是极其悲苦的。在抗战之后的种种运动中，他一直是首当其冲的对象之一。在思想批判运动中，……后来，他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红卫兵来抄家批斗，只抄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硬是不信，质问说：“你这么个大教授怎么就只有一百多？！”潘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买书了。”老友叶笃义常来探望潘光旦，潘向他宣扬了责己的“三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第二个S是sustuin，第三个S是survive。”潘氏病况日重……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他……潘受不了，决定出院回家。叶笃义用潘自己的话劝他：“sustu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已经不行了，只摇摇头说：“succumb。”……垂危之际，潘剧痛难忍，便索要止痛片、安眠药。然而，一样都没有。他开始浑身哆嗦起来，费孝通只好将他拥在怀中。他继续哆嗦、哆嗦，后来不再哆嗦，再也不动了。这时，他的身边，只有费孝通，费孝通说：他走的时候没有抱怨。（P67）
聊固执
民国期间，北京城里有两根极其著名的小辫子：一根在北大，一根在清华。 一次，在德国，火车上坐着一个干瘦的人，面前举着一张报纸。那根特别的小辫子，标示这必是东方人无疑。他的报纸是倒着的，人也满脸的呆气。一旁有人见了，觉得好奇，老是白眼相向。对方毫无反应。末了，这人极为鄙夷地对旁人说：“你说可笑不可笑？不认识德文还看个啥，连报纸都拿倒了还不知？”没想到，那个人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的德语这么简单，不倒过了看，还有什么意思？”说着，就把倒着的德文报纸一字不漏地念了出来。其德语之流利，发音之纯正，令那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佬儿大跌眼镜。……此人通晓九门外语，他就是辜鸿铭。（P6） 没人敢向他提“袁世凯”三字，因为一提到这三字，这课差不多就报废了，辜某人八成会坚持不懈地骂袁某某，一直骂道下课铃响。辜鸿铭最擅长的是西方学问，可他最感兴趣的却是中国的东西。他的学问是好得没话说，但教课实在是糟糕透了。某个学期，他一学期讲下来，只讲完了几首零几行诗。这样的教授，无论如何于北大是不相宜的……（P10）
他身高约一米五，性喜沉默，声色喑哑，说日语也口吃，可是没有人嘲笑他，他是王国维。民国六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力邀此君来北大，被拒。民国十四年，清华办国学院，胡适转荐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其中，包括王国维，但他就是不来。无奈，只好采取非常手段，请废帝溥仪下诏书，命此人来清华。此人曾是溥仪的臣民，也曾是其老师。老师谨遵圣命，这才来清华园，顺便把那著名的小辫子也拖了进来。清廷在的时候，他曾将辫子剪去；清廷亡后，他却把辫子留上了，永远留上了。在清华园，他依旧拖着那辫子，看上去很别扭。满校园的人们也都在议论此事，说它碍眼者有之，说他是遗老者有之。他不在乎。一次，太太替他梳辫子时，问他：“都这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他正经答道：“正是到了这时候了，我还剪他做甚么？”（P14）
谈情
许多人终生孜求而难以企及的境界，她一下子就达到了，而且似乎毫不费力。《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一篇篇小说以古典的文笔杂以现代的内涵冲击文坛，令人为之神往，为之眩晕。这只是其中一手。她还另有两手：她左手写小说，右手写散文，第三只手绘画。她的履历并不复杂，她的心思却很不简单。公元1943年，在上海知识界，是“张爱玲年”，她在这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怀抱着“出名要趁早”的念想奋力地写着，这一年的她有着自由，有着盛名，更有着漂亮。在这大时代里，满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追求奇拔人生中飞扬的一面，唯此小女子苟安于庸常人生中安稳的一面。“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虱子。”她说。……她终要面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那一束“玫瑰”，—至于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也由不得她了。恋爱中的女子，早已把一贯的冷漠抛之云外，唯把所有温爱都一股脑儿塞给对方。……有一次，胡氏使尽所有的奇辞艳句来夸赞这女子，对方之轻轻回了一句：“因为懂得，所有慈悲。”胡氏哑然。（P165）
公元1943年，上海滩上，在市井的俗气中，她在沪上文坛的尖峰上演绎着自己的“倾城之恋”。而在这沪滨的繁华遍地之外，万千国人在铁与血、生与死之间抗争着、挣扎着。然而，对这一切，她都并不关心，甚至压根不曾措意。……她把太多的情给了那个柔若无骨的男子，所以她对旁人的情已不多。（p167）
她只是她自己，她自顾自地有些她的路，做她想做的，写她想写的。……离开了滋养她的上海，她就再不是那个张爱玲了。当年的她，似乎拥有的太多了。于是后来生活一直在对她做减法，把她的拥有一件件地剥去：年轻漂亮没有了，华服美食没有了，辉煌事业没有了，家庭生活没有了，蓝颜知己没有了，甚至健康也没有了。她的牙、她的眼、她的皮肤，甚至她的心脏，都已日渐颓坏。一个人所能失去的，她都失去得差不多了。 这时，她所拥有的，仅是一条性命，一般温饱，三二好友。当年“飞扬”一时的她，不仅已然“安稳”，甚至有几分“落寞”了。铅华洗尽而见素朴，素朴至极而近乎寒碜。中晚年的她，只有勉强的温饱和稀寥的朋友。（P169）……她，曾经天才梦圆，后来天才梦醒。
PS：2014年作者的另一本著作《讲台上的民国》出版，里面许多人物与《笔杆子》重复，个人更喜欢这本2009年出版的《笔杆子》。作者，刘超，1982年生于江西赣州， 毕业于南京大学（2004，管理学学士）、北京大学（2006，法学硕士）；2011年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博士）及日本东北大学（法学博士）。十有一而志于学，随即开始沉潜于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
好书就像充电宝——读《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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