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我是乡村小学一名四年级的学生,十岁整,最远到过三公里以外的姥姥家。在我的世界里,是家里、学校父母、老师的宠溺;是野外一朵朵花儿,一根根草;还有好看的电视剧,好吃的糖果……
那年,我们四年级共18人,九男九女,两个姓氏,18个人,两个姓氏,追根溯源,不出三代其实就是两大家子。春寒料峭的时候,甲肝突然传播起来,来势汹汹,出人意料。很快,我们班就有几个同学患病回家,不久,我也被传染了。
我父亲做过赤脚医生,他为我诊断,为我注射针药。打针打到一个多月,屁股️都发出硬结来的时候,父亲给我把脉,断定我已近痊愈。父亲说带我去镇医院再检查确认一下,可是,当时家里还经营着一家涂料厂,那时的农村还没有乳胶漆等墙漆,新盖房子的又多,涂料供不应求,父亲、母亲都走不开。我父亲只好带我去村子西边我叔家。
我跟父亲到我叔家时,我叔叔婶子正在和水泥垒墙。我父亲说明来意后,我叔立马换下衣服,洗了把手,推出自行车带我出了门。骑行半个多小时,我们爷俩到了镇驻地。我仍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景:视力所及,竟然全是柏油马路,路面干干净净,竟然没有常见的鸡鸭鹅的粪便!路两旁是列兵似的整整齐齐的树。不仅如此,我还第一次见到了书本里所说的“花圃”,花圃的小栅栏竟然全部都是白色,这个季节,花圃里竟然还有绿色的植物!我简直是惊呆了,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美子,到了,下来吧!”我说对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我说。
我抬头一看,看到了医院大门上的大字,一堆字只清晰地记住了“卫生院”三个大字。叔叔麻利地放下自行车,然后带我左拐右拐进了医院的肝胆科。具体医生说了什么,我已全然忘记,只记得叔叔去交费,然后给我一个试管告诉我需要尿检让我去院子里的公共厕所接尿。我听到后,尴尬地满面通红。自己一个人跑到院子里,找到厕所,头也不回的进去了。
“这里的茅房怎么也这么脏?”扫了一眼四周,我喃喃自语。
一只手拿着试管,一只手解裤腰带。蹲下身来,我低下头:“啊!啊!啊!”我大叫着,鬼哭狼号冲出了厕所。我叔听到我的动静,赶紧跑过来,大声喊:怎么了,小美?怎么了?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手指着厕所的方向。我叔也顾不上是女厕所了,赶忙过去一探究竟,出来后,他笑着对我说:那是布娃娃,玩具,不要怕。天知道,他的笑比哭都难看。
“不可能,我都看到了他们的头发,还有手指甲!”我哭叫着。
天啊,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三个茅坑,每一个里除了粪便,就是死婴。这些死婴身上,大多遮盖着血淋淋的卫生纸,但是根本遮不住,我看到好几个摞在一起,他们的小脸上五官清晰,全都闭着眼,他们的四肢齐全,他们有的头发很长,他们,他们全都在躺在粪便里……“有人杀孩子!有人杀孩子!叔,我们得找警察!”我用尽全力,边哭边喊。我叔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哭得头昏脑胀,恐惧感和巨大的惊诧紧紧抓住了我小小的心脏……
我就在医院厕所外的柏油路面上蹲着,后来直接坐在了地上。路过的那么多穿白大褂的漂亮阿姨们,她们就这么走进了厕所,再若无其事地走出来。没有人过来问问我,没有人关心茅坑里粪水里粉嫩的血淋淋的婴儿,没有,一个都没有。
曾有那么一刻,我深深地怀疑是我搞错了,我看错了:我看到的应该是我叔所说的布娃娃。如果是婴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可能。我坐在柏油路上,大脑里一遍遍回放,一遍遍怀疑自己,一遍遍试图说服自己。可是,一想到他们垂着的眼帘,长长的眼睫毛,浓密的头发,小小的手指,覆盖着指甲的指尖,我只能又一次把自己打到恐怖的、地狱般的回忆里去。“啊!啊!”我尖叫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我失魂落魄地坐在了自行车后座上,跟着叔叔回家。肝炎检查?不做了。走出医院的大门,看着路边花圃里绿得瘆人的草,得到号令般的树,我只感觉冷,真冷。
回到叔家,天已近黑。婶子早在大门口等着了,看到我叔经霜似的脸,她没说话,只把自行车推进了大门。从那天起,我祥林嫂似的,逮着谁都要开口:医院茅坑里……我休学在家也没有其他小朋友倾诉,只能对周围的大人们言说再加求证。很快,我发现大人们似乎对我所说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也变得沉默起来……
初秋时的一个周末,我还在姥姥家。我的母亲一大早去接我,见到我后,一脸喜色:美子,你婶子又给你生了个弟弟!我目瞪口呆。母亲让我自己去玩,她却跑到姥姥身边小声絮叨。声音太小我听不清,只听到什么:大命,跑得快,挨罚等几个莫名其妙的词儿。按捺不住见二弟的好奇和惊喜,我央求母亲快带我回家。
回到家,我见到了粉红的、满脸褶皱的二弟。屋外的老人们嘁嘁喳喳,说得竟然跟我妈说得相似。我坐在他们跟前,仔细听,终也听不明白。二弟生下来不久,我的爷爷、奶奶、母亲、父亲、叔叔、婶子全部走在了借钱的路上。
“妈,你们借钱干啥?”
“你二弟罚款,六千!”
“谁罚的?”
“大队。”
后来,我才知道:二弟属于超生,他命大,早生了三天,要不我婶子就让计划生育队抓走了。隔壁婶子,孩子到了预产期不生,孩子被打掉了。我终于知道我叔叔在看到那些死婴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他跟婶子不得不一直保密到婶子生产为止。
二弟的超生以罚款六千,拉走屋里所有家具再加叔叔做绝育手术为代价。1989年,6000元,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只知道2006年时,我们县城的房子才700一平。我们全家,到处借钱。我奶奶让我母亲用自行车带着,去她多年不走动的老亲戚家借钱,给每个人都说着同样的话:你们这是救俺一家的命!期间,还有不少生不出孩子的父母来我家出钱买我二弟,被我们一家拒绝:砸锅卖铁卖血也不卖孩子。
一个月功夫,我们家大人披星戴月凑够了罚款。叔家屋里的家具全部被拉走充公。
期间,不停有消息传来:我远房姑父因交不起罚款被捆在电线杆上一天一夜;附近村里一个妇女在争斗中被拉折了手臂,拖着手臂在大街上给人磕头借钱交罚款;我同学的母亲预产期临近准备逃往东北,半夜被计生队拉到车上做了引产……
二弟小时候,我们戏谑地喊他:六千。他大概明白他出生给家里带来的厄运,所以从小特别乖巧懂事。从89年后,叔叔家似乎一直在还债,后来叔叔得了恶疾,撒手人寰,
……
我家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2011年,我的嫂子在生了我侄女后意外怀孕,不知受过多少次计生队的盘问,检查。隔三差五有热心群众举报,生个孩子像做贼一样卑微、偷偷摸摸。我哥当时刚开始创业,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我哥嫂还是费尽周折,用了两年时间才托人花钱把孩子户口落在河南,后又转到山东,又想尽千方百计交上社会抚养费,前前后后花了近20万才给了我侄子一个合法的身份。
期间,我碰到一个官二代加富二代,她的父亲有五个孩子……
还有几个数据:我熟悉的五个同事,先后因意外怀孕担心被开除公职流产12条生命。当二胎政策放开后,有一个同事嚎啕大哭。
70后的我们,在最想养育一堆儿女的年龄,没有生育的机会和胆量,当这个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还给我们时,我们已经没有了生育的信心。
那些茅坑里的宝宝们,你们是不是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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