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过了十八了。老人们跟她说过，女大不中留。可是，她还没想好自己的去处问题。
她听说上一辈的女人们是无须自己去想这个问题的。但现在是解放后的新社会了，书上说鼓励女性自由选择。
这是五月初，她同母亲和父亲蜷着背在水田里插秧苗。
她有些苦恼。自从小学毕业后，她一直被绑在地里干活。这似乎很不利于她作自由选择。毕竟当她去设想以后该选择谁的时候，她脑海里往往只是一片空白。
只母亲在身边时，她总想开口问她些什么。但母亲做事时总是冷着脸，话到了嘴边她只好生生地咽回去。
去年上半年，上河坝的天秀姐和朱蓉姐挨着不远的日子出了阁。下半年，上河坝和下河坝又嫁出去了好几个姑娘，有比她大的，也有比她小的。
她已经预感到马上就该她自己了。
正想得发愣呢，忽然传来了隔壁四婶的呼喊声，说是屋里来了客人让赶紧回去。她母亲和父亲听闻后都着急忙慌地蹚到田埂边上，坐下来用手舀着水洗脚上的泥。她还伫在田里，观望着他们，想着把剩下的一点秧苗插完再回去。
她母亲洗干净泥巴后站在田埂上正准备弓下腰放裤腿，这时她父亲已经走到了回家的小路上。她母亲忽然把她父亲喊住说：“你说是不是张大娘来说那事？”
她父亲嘟哝了了一句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就急匆匆地往回赶了。她母亲又扭过头来喊她说：“你赶紧的别弄了，咱一起回去”。
她心里好像就倏地一下生出了紧迫感。结果蹚得太急了，溅了一身的泥点子。
回屋后，她见着的果然是张大娘，她知道她是村里的媒婆。
母亲让她先进屋换身干净的衣裳出来。今天这顿饭母亲好像没有要她帮忙的意思。
她换好衣服出来，见父亲在烧火，母亲在灶上忙活，他们一边忙活还一边同坐在椅子上的张大娘拉着闲家常。她插不上什么话，反而觉得站在屋子里的什么地方都感到阵阵别扭。
她实在很难忍受这样尴尬的感觉，就跟母亲说想去隔壁看看桃子姐从地里回来没有。
虽然她隐隐感觉到这次张大娘是来给她说媒的，但她发现父母亲并不打算让她参与其中。
到上桌吃饭的时候，母亲喊她回去。这时候还不到饭点，哥哥弟弟们都还没放学回来。她是有些嘴馋的，知道母亲准是又做了些好吃的东西。尽管觉得氛围别扭，她还是兴冲冲地跑回去吃饭了。
当着她的面，他们只是家长里短的闲聊着，没有提一句她的事。
俩月过去了，稻子都已经被稻穗压弯了腰。
母亲忽然喊她一起去赶场，她很高兴。因为她难得能去赶场。
到了乡场上，她们先去了大姐家帮她看了会儿铺子上的生意。中午，大姐给他和她母亲喊了碗米粉，吃过后母亲喊她一块儿上大姐家的楼上去。
这她我第二次上去，第一次是大姐出嫁时送她来时上去过。
屋子里的布置照旧，大姐收拾得很干净。母亲拉她一块儿坐在竹椅上，说等着会个人。她不知道母亲要她一起等谁，但她也不敢多问。就倒了茶几上的白水，喝了几口，干等着。
过会儿，有人敲门。母亲去开门，她从门洞里看到了身材壮硕的张大娘。张大娘身后似乎还有个干瘦的人影，但走廊里不点灯，黑漆漆地看不清个什么。
张大娘一边跟母亲搭着话一边信步走了进来。张大娘进屋后，她才终于看清——她的身后果然跟着一个人，是一个男人——他黑且干瘦，还驼着背，弯得好像熟透的稻子。
不知怎的，见着这驼背的男人，她的心一下就凉了，很冷的感觉。还没等张大娘介绍他们彼此言语，她的脑海里就只是嗡嗡嗡的声音。
时至今日，她已经对那天相见的记忆模糊了，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失魂落魄地从乡场上走回了家。
她只依稀记得，路上母亲跟她说，他是个赤脚医生，人老实本分，很合适。
自那次相见之后，她在夜里哭醒过好几次。想到要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她是不甘心的。但她只是在夜里偷偷地哭，从来不敢在白天同父母说说这事。
秋收过后，他带着点东西上她家来过一次。
那天母亲喊她上灶做饭，她做了。但自始自终她都没有主动开口跟他说一句话，她甚至都尽量避免眼神落到他周围去。
那男人更多的时候都是在跟她母亲说话，偶尔会也会跟她正在烧火的父亲闲扯一俩句。
她猜他是知道她的冷淡的，但好像他又故意忽略了她的这层态度。
冬月二十八，是媒人带她上他家看地头的日子。她心里一点也不想去，但她知道自己是不能违抗这层安排的。
她无心打扮自己，随便梳了头，穿上大姐送来的新衣裳去了。
她还是少言少语，客气地应承了他家人几句话就回来了。
腊月初八，他家里来人到她家商量婚期。
送走了客人，母亲告诉她日子是正月初九。听着敲定的日子，她好像一下被宣判了死期一样。
家里忙前忙后一个多月，期间还过了个年，终于还是到了正月初九。
她稀里糊涂地、不情不愿地，在唢呐和鞭炮声中嫁了过去。办完仪式后，他带她去区里的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他是乡医，需要到处给人看病，在家的时候也不多。
他留在家里时，他看着他的样子，总不愿他靠近她。有时候他离她稍微近一点，她就忍不住大叫起来。他因此好像就有些怕她了。
他是独子，父母爱他不行，就是她这个儿媳妇，二老也不让她去地里干活。她天天除了做饭、喂牲口，就是躺在屋里。只要眼里还有泪水，她就躺着流泪；泪流干了，她就躺着一言不发地望着窗户纸发愣。。。。。。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大半年，他的父母见她肚子一直没有动静，就急了。他母亲去找她母亲，想让她抓紧让他二老抱上大孙子。她听到这催促，就莫名其妙地觉得反胃。
她有时候想，过这样的日子的我，是不是早就已经是死人了？
见她母亲的施压效果不显著，他父母开始给他做思想工作。他都答应说好，但他还是有些怕她。
一年终于熬过去了。她消瘦了不少，也不常看镜子了。
正月初一从娘家拜年回来。当天晚上，他打了她一耳光。
原因是他试图想靠近她，结果她使劲大喊起来，他急的就抽了她一个大嘴巴子。她哭了，是放声大哭。哭完，她说：“我要跟你离婚”。
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出离婚两个字之后，只觉得身体一下子变得很轻盈，如释重负一般。
他愣住了，张着一双圆鼓鼓的眼睛盯着她。
却只是沉默。
自那之后，他们彼此不说一句话，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过完了正月十五。
十五过后基本上该干活、该上班的都如常了。
他终于带着她去了一趟区里，把婚给离了。
拿着离婚证从民政局出来，她让他自己先走，他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她一个人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晃悠着，她在苦苦地思索，自己接下来该去往何处？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她有些怕。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来区里。
她赶紧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了河边的一条荒凉的小道上。这里只有从远处射来一点零星的光线，周围的一切都被灰黑色笼罩着。她忽然很陶醉于这样静谧的夜色，便下意识地坐在河堤上，痴痴地盯着脉脉的河水。
过会儿，远处传来了一些若有似无的嬉笑声，声音似乎朝她越走越近。她有些慌神，她不想有人发现她坐在这里，于是她慌忙起身又接着往前走去。但那些谈话、嬉笑声似乎离她越来越近。她忍不住回头往后瞥了一眼，见着三个小伙子正朝她走过来。
他们也发现她了，步伐更快了。她见他们朝她逼近，急的手心都起汗了，拔腿就开始跑了起来。
他们也跑了起来。她好怕！
他们终于追上了她。其中一个人忽然从身后把她扑倒在草丛里。她害怕地使劲大喊。还一边拼命地蹬腿。另一个人赶紧上来把她嘴给捂住。剩下的那个男人掏出了一把弹簧刀说：“要是你再乱喊乱动我就捅死你”。
零星的光线让她看清了那把刀子，她一下子就木了。
只是默默地流泪。
第二日，她从草丛里起来，整理好衣裤回了娘家。
她把离婚证给母亲看了，母亲哭着，骂她是砍脑壳死的。
一个月后她开始犯恶心，闻着油烟老是想吐。母亲急了，赶紧去了她前夫家里。
母亲是黑着脸回来的。进屋把她拉到一边，用手死命地掐了她的手臂，马上那块被掐的皮肤就变成了青紫色。
母亲冷着脸问她：“谁的？”，
语气那样咄咄逼人。她就说了。
母亲听完使劲打了她一耳光，她耳道里就嗡嗡地响。
晚上父亲回来，母亲同他说了这事情。父亲又拿了截竹根子狠狠地抽了她一顿，她身上到处都是一道一道的青紫色的印子。
这是父亲第一次打她，虽然这时她已经二十岁了。
这之后母亲隔三差五地当着哥哥弟弟的面骂她，都是些很难听的肮脏话。有时，母亲说到气头上，也时常抽她耳光。她的哥哥弟弟们见了，知道她肯定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了。
于是，他们也开始趁父母不在时，悄悄地打骂她。他们都喊她臭婊子。有时候他们会一棍子打在她腿上，有时候是一棒子打在她屁股上。
她都不敢吭声，只是忍了。仿佛她心甘情愿地成了家里人的出气筒。
肚子慢慢隆起，她不得不穿更肥大的衣裳。
她很害怕邻居看她的眼神，她更害怕父母看到邻居们看她的眼神。
她想逃！再也不想留在家里！
三个月后，她鼓起勇气偷了家里两块钱，坐车去了县城。
她下了班车，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只能在车站里面晃圈子。
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走到她跟前，她问她想去哪儿，还说可以带她去。
她回答说：“我就想去外面打工，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那胖女人说，她正好知道哪里在招工，可以马上带她去。
她就跟着她去了。
她们爬楼梯上到了五层，胖女人敲门，开门也是一个发福的中年妇女。屋里面还坐着两个男人，一高一瘦。
带她去的妇女对那高个子男人说她想来打工，问他们还有没有招工需求。那男的回答说：“这边已经招满了，不过广东那边还要不少人”。他接着问她愿不愿意去广东。
她知道广东，村里有姑娘在那边工厂上班。
她就说：“我想去，但我身上没有钱，能不能先借点路费给我？等我发了工资就立即还给你们”。那个瘦不拉几的男人说：“不需要你出路费，我们可以亲自送你去”。
她心想这真好啊！
后来她就跟着那个高个子男人坐火车上重庆。
到了重庆火车站，他去买票。买好票他们就去候车，上车时她发现他们坐的是重庆到郑州的班次。
她问那男人怎么去郑州？那男人回答说从郑州转车去广东更便宜，她就没有说什么。
他们到了郑州，那男人跟她说：“我火车站附近有一亲戚，你跟我去亲戚家吃顿饭，吃完再接着赶路”。
当时在火车上他们什么都没吃，她也很饿了。所以她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于是，他们下了火车就直奔那男人亲戚家吃饭去了。
饭菜是两荤两素一汤，她吃的很饱。吃完就觉得迷迷糊糊地，很想睡，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等她醒来，她发现自己被锁在一个土墙屋子里。
她知道自己被卖了。
她喊，很大声地喊。
然后过来了一个很瘦、很高的男人，足足超过一米八那样高。他站得很笔直，他左手端着一个盛着饭菜的大碗，右手拿着一双灰蓬蓬的木筷。
他问她饿不饿。
她大声哭了起来，求他放她出去。
他说：“俺娘说现在还得锁着你，俺们花钱了，你跑了可不行”。
她听了就不喊了，因为她知道喊也没有用。
她去屋里炕上躺下，就再不出声了。
他每天都准时来窗口给她送饭。放下饭菜还不忘自顾自地同她说会儿话，尽管她从不回应。
他劝她不要跟他置气，只要她答应好好同他过日子他就不锁她了。他还说他自己是个嘴笨的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她才会开心，但他很想让她开心。
一天一天过去，她发现他其实是个很温和的老实人。
她想，她的确是回不去了，她也不想回去。
她终于开口跟他说话了。
她说；“我想明白了，我不跑了，我跟你过，但我肚子里有个孩子，你得对他好”。
他傻呵呵地笑了起来，说：“我要对你们俩都好，不能光对孩子好”。
她就被他逗笑了。
后来，她跟他学习种麦子，种大片大片的麦子。
每次，她见他从地里直起腰站正时，就开玩笑说：“你看你，笔直地就像麦子杆似的“。
他听了就傻呵呵地笑。
他从来没有问过她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更不曾问她过去的任何事情。
仿佛他是知道过去是她不能触及的伤口。
她告诉他，她的家乡被大片大片的水田围着，水田里种着密密麻麻的稻子。稻子黄了，稻穗就会把稻子压弯。
他说，他还没有见过稻子。
他又接着说：“等俺们的孩子成家了，俺们一起去回去看看“。
她听了，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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