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山我的小学

小学三年级，我的生活来了个急拐弯。

我记事以来，父母亲是两地分居的。原因是父母双双从省出版社下放，父亲当过公社社长，后来任师范学校校长。文革前夕，父亲先一步调回省教育厅，母亲也联系好了单位。就在这时，文革爆发，担任宣传部长的母亲，被责令留在原单位参加运动.

这一分离就是好几年。母亲被揪斗、游街、监督劳动时，父亲在省城也自身难保，日夜写检讨，力求过关。再后来，父亲去了“五七干校”。

1971年，父母终于团聚在“小三线”铁矿。那是一个地下有宝（铁矿），地上荒芜的山沟。

我们住的大院五脏俱全，有职工小学，食堂，卫生科，小卖部。我的家在大院最后面一幢楼，相当于现在的一居室，一间南屋兼卧室、饭厅、客厅，过厅搭张小床算我的卧室。楼里设计了厕所却没通水，变成了公用贮藏室，外面的公共厕所是三座楼公用。母亲工作的职工医院在荒凉的矿区，她平时和护士一起住宿舍，每周回家一次。我从跟妈妈变成跟爸爸生活。

我到了新的学校，立刻感到这个学校很特别。子弟小学，不光知道同学的名字，还知道家长的名字，还起了绰号，吵架时捎带双方老子一起骂。家家户户的底细了然于众，毫无隐私而言。好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地位至高无上，干部子弟并无优越感。所以从矿领导到矿工、临时工的子弟都在一起上学。老师们也是从工程师或家属中选的，有的读过师范，有的没有。

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每个同学都有一个矿工戴的柳条帽 ，结实耐用，不是为了戴，而是劳动工具。

劳动课时，我们沿着河沟两侧，寻找被水冲出土层的铁矿石。大如核桃的，小如花生米的，冲刷成乌亮的深褐色，有形如鹅卵石的，也有奇形怪状的。这些矿石比重很大，装在柳条帽里沉甸甸的。下课时每人把自己的收获交给老师，算是从小为矿山做贡献。

还有一次我们学校接到一个神秘而光荣的任务：把铁矿石砸成介于玉米粒和高粱粒之间的颗粒，筛干净了运走，据说用于能防御核武器的军事基地。我们用一个带柄的铁皮圈 套着矿石砸，为了防止四处飞溅。

还有铺路的石子也是用锤子砸出来的。我吃惊地看到，那锤子特别小，锤把还是有弹性的。砸石子用的是巧劲儿，不是拿大锤硬砸，当时许多家属工以此挣钱，有些同学平时也帮家里干这活儿。那小锤上下左右翻飞，找准角度方位，一堆乱石渐渐变成相似大小的石子，堆整齐，用皮尺量量算出体积，按立方数算报酬。我们劳动课也干过，但我还是没学会。

当时北京出了个反潮流的小闯将黄帅，和我同龄。老师们更不敢严格要求我们学习，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政治正确要紧。所以这几年我的记忆中除了劳动就是玩儿。

玩的花样也带着时代特征。那时候的孩子都有英雄情结，能看的电影，也都是《英雄儿女》之类的。记得我们有一个游戏，是模仿英雄王成为了抢救炊事员老李，在敌机的轰炸中，抱着老李从山坡上滚下。我常常是带着一身泥土回家，父亲毕竟不像女人那么细心，也没有发现。有一次，我跟男孩子打架肿了嘴唇 ，吃饭时用馒头遮挡着，也混了过去。只有一次在冰窟窿里浸湿了黑条绒棉鞋，不得不在炉子上烤干，这才瞒不过去了。好在爸爸从来没有骂过孩子，更不打孩子。

离住处不远有座丘陵，在一场著名战役中被炮火削去半个山头。我和好朋友玲，跟着她二姐以及另外一个邻居姐姐，四个女孩子，在残雪未消的光秃秃的山上，一边缅怀革命烈士当年的英雄壮举，一面玩抓特务游戏。我们两个小的一伙儿，她们两个大的一伙，漫山遍野的找寻或藏匿。有时看见她们在对面的山坡上，等我们翻过沟去，她们又不见了踪影。我现在想，两个姐姐是不是为了摆脱两个小妹妹的纠缠，才想出了这个游戏？在我们认真追踪时，她们可能正藏在一起说悄悄话。

那时的干劲儿真足，就这样跑来跑去，浑身冒着热气儿。终于抓到她们，高兴得大喊大叫，唱起“飒爽英姿五尺枪”。天真的笑声和歌声在空寂的山上回荡，现在回忆起来，是那样的美好和珍贵！

我在这座矿山这所小学呆了三年，后来迁到离此五十多里地的会战指挥部。这段日子和在此结下的少年友谊，却一直伴随至今，成为心海里最美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