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在荀子思想中的地位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
礼，是荀子思想的最核心。人性本恶，需要化性起伪，则须经礼仪教化。在礼的主干上，长出两根分枝：法和类。法的思想在荀子也是重要部分，类，被摆到了与法同等重要的地位。法，以礼为最高原则；法，也是为礼而设的制度形式。类，也以礼为纲纪；类，也是实行礼教的思想方法。因此，法和类被荀子关联在一起来观照。
人无法，则伥伥然（无所适从貌）；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局促不安貌）；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温和泰然貌）。（《修身》）
说的是人的三种状态，人无法不行，光有法也不行，只有法与类兼具才行。看上去好像类还有特别的作用。为什么呢？
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不经，听之辟也。（《王制》）
在公平和规范问题上，法有其独特的作用。以法为衡器，可以保公平；以法为准绳，可以致中和。那么，当法缺失时呢？“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这时候，类，出来补缺，“类举”即“类推”，类推可以实现思虑周全，而不失偏颇。同样的话语，荀子在另一处又说到：
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大略》）
进一步将“类举”的作用指向推论的功能上：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本与末，左与右，这些都是相对关系，荀子称为“异理”，奇妙的是，与西学大异其趣，异理不是相互排斥，不是矛盾的紧张对立，而是“相守”。如何相守呢？以本知末，以左知右，这种推论关系皆以“类”举，也就是“类推”。本末相守，左右相守，这就是“异理而相守”。荀子似乎还想表明，异理而相守可以更为通达，比如政教与习俗有隔阂，需要相互顺应才能实行。庆赏与刑罚是相反的两端，然而赏必赏功，罚必罚罪，不失其类，赏罚虽相异，赏功之理与罚罪之理却相通，通明于类，而后百姓应之。这就是所谓“通类”。值得重视的是，这里荀子所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思想“通类”。庆赏与刑罚，显然是不同的类，但是赏功与罚罪，其理却相通，也就是说，理相通，类相通。这是类推的要领所在。
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富国》）
惩罚奖赏如果不各按其类，那么民众就会疑虑、社会风气就会险恶而百姓就不会行动一致、齐心协力了。荀子这是从反面加以论证，在赏罚问题上，“不类”与“通类”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强调“通类”。
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正论》）
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一种回报，是对某种行为的回应，与行为的类相应，所谓以类相从，就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类相从，也就是通类。
异理相守，圆通了类举的机制；通类，拓展了类举的范围。这些都是类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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