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不到三十岁的晁错被汉文帝选为太子家令,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祸福并存的机遇。
好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能成为太子身边的红人,就几乎已经预定了下一届朝堂上的要位。而坏处是,太子能不能顺利即位一向都是个很大的问题,史上失去父皇宠爱的长子并不鲜见,在和其他皇子的权斗中失败被废的也常有,即便太子老老实实,一帆风顺,也有可能父皇身体健康,皇位一做就是数十年,只能眼巴巴看着直到自己须发皆白,而太子身边的家臣自然也只能陪着一起苦等,看谁先熬死谁。
年轻气盛的晁错显然并不想陷于等待,他要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
很快,他凭借敏捷的才思和善辩的口才在太子那里得了宠,被称作“智囊”。然后他又抓住时机,趁文帝需要用人议事的机会,连连上书,言及军事、农事等。当时,最善于对策的贾谊已死,在一百多出谋划策的人里,晁错脱颖而出。
汉文帝几乎是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对晁错大加赞许,唯独一个事,文帝默不作声。
这件事是:削藩。
所谓的“削藩”,是指削去刘姓皇室子孙诸侯王的权力和地盘,以免地方势力越来越强,最后生出叛逆之心。
汉文帝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削藩的意见,之前贾谊活着的时候就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说明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已经看到了诸侯王潜在的危险。贾谊还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天子在中央如同是身体躯干,诸侯王相当于四肢,本来是用来保护身体的,但假如四肢越来越臃肿,身体却越来越瘦弱,最后只会失去控制,反遭其害。
只不过虽然出于同样的目的,贾谊建议的方法和晁错却不一样。贾谊提议推恩,就是让诸侯王把自己的土地分赏给自己的后代,随着世代越分越小,其势自灭。而晁错是建议采用强制的政令,来直接剥夺和削去诸侯王的利益。
汉文帝一个都没有采用,他有他的苦衷,他接手的国家几乎是一个战后的烂摊子,防范匈奴、让人民恢复生产增强国力,比起目前尚不明显的诸侯王的威胁,来得更为急切。至于削藩的事,还是留到以后,或者太子即位了再去处理不迟。
文帝没能等到以后,没几年就驾崩了。即位的太子,也就是汉景帝,对待削藩问题要比父皇急多了。
晁错扬威实现志愿的机会也终于来了,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躲在时运背后一齐到来的,还有命运的铡刀。
景帝二年,晁错迫不及待再次提议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他坚持认为,快一点削藩,造成的后遗症更小。景帝对曾经的师傅言听计从,立刻下诏削去吴王、赵王、楚王等诸侯王的几个郡县。
比起他父亲的深思熟虑来,景帝和晁错显得一样急功近利。
十多天后,七个诸侯王联合起兵反抗,矛头当然不会对着天子,而是直指晁错,认为全是他在挑唆和离间皇室间的亲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挥师攻向京城。
景帝这才慌了,一是没想到反向这么迅速、规模如此浩大。二是这时才发现晁错平时的性格早已触怒了文武百官,不仅是叛军,就连朝内,也是人人归咎于他。
尽管如此,他还是首先问晁错该怎么应付。
晁错大概不会想到,这已经是命运交给他的最后一个问答题,他的回答显得多少有些可笑。
他说:我认为陛下应该亲征。
景帝问:那你呢?
晁错道:我帮陛下留守在京城。
景帝愕然不语,如果能听到他心声的话,大概此时应该充满了冷笑和失望:是你给我惹出了这么一个烂摊子,现在你躲在后方让我出去亲征?
这是帝师踏向深渊、万劫不复的一步。
此时,宿敌袁盎也向景帝献计,他说七国叛乱,罪魁祸首就是晁错,只要诛杀这个元凶,叛乱自然平定。景帝何尝不知道袁盎是在借公事报私仇,也何尝不知道七国已经起兵,目标就是皇位,诛晁错只是借口,但他还是点头同意了,因为他要平息的,不是诸侯王的反心,而是朝内百官的不平。
景帝亲自授意丞相、中尉等人,联名上书弹劾晁错,罪当腰斩,夷灭三族。
景帝看后,轻描淡写,批了一个“可”字。
没错,谋划着杀晁错的,就是之前宠他信他的君上。前一刻还当他是股肱之臣,倍加信任,下一刻就可以弃置如草芥。哪怕位列三公,贵为帝师,命也和闲人没有分别,只需一个“可”字就能剥夺。
景帝又令中尉前去晁错家中相请,诓骗他天子召唤,晁错殊不知情,穿着朝衣就出门了。
车径直行到长安东市,四十七岁的晁错被腰斩当场。
史书说晁错“峭直刻深”,只讲国家利益,毫不顾忌人情关系。景帝比晁错小十二岁,自少年时代就对陪在身边的晁错崇拜有加。而景帝为人从此事来看,足见其“刻薄寡恩”,不知其中有没有多年来晁错对他的潜移默化。如真是这样,那“刻薄”两字,倒真像是施在晁错身上的一个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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