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天，我满7岁，开始在石家庄铁路子弟小学上小学一年级。三年前，妈妈带我们正式在石家庄定居。以前爸爸在邯郸车站派出所工作，离老家不远，妈妈只是有时候去爸爸工作的地方短住，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我住在老家。我家在冶陶镇上街哪所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大院—现在网上称为“武安张家大院”的西楼下西屋的两间房子。
下西屋
妈妈生我的时候只有19岁，爸爸又常年不在家，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姥姥家。姥姥家和爷爷家相距不过300多米。
妈妈说，小时候我就愿意去姥姥家。姥姥家人口多，那时有老姥爷、姥爷、姥姥、大舅、小姨和与我同年的小舅，温馨热闹。爷爷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只剩下排行老二的爸爸一个独子。长子十几岁随父亲经商务农，风餐露宿、饮食不周，经常肚子痛，农村没有医疗条件，23岁离世，留下4岁的儿子（我的堂哥来旺）和1岁的女儿（我的堂姐来庭）；女儿嫁给5里外马村1944年参加八路军的张虎年。因为躲避日伪军扫荡，常常应急躲避在窑洞和野外，20几岁得病早逝。那么大一个深宅大院，冷冷清清的，从过道去后院的茅房黑洞洞的，要点着麻杆照亮才敢过去。每天在姥姥家吃完晚饭，我都不愿意回爷爷家睡觉，总是撒着赖说：“月亮还没出来呢，我还不回去呢！”。
我家祖上在清代家世显赫，被清政府授予《卫守府》，几代人都是国子监监生和文武秀才，留下“九门相照”的古老宅院，后来家道中落，世代变迁，直到土地改革，爷爷家还有40亩地和18间房，一头小毛驴，被划为中农。后来爷爷又献出10亩地和3间房。姥爷家有一个小院子和几间瓦房，也有30几亩地，也被划为中农。日子不富裕，但糠菜半年粮，还能吃饱肚子，礼仪尚存。省吃俭用，勒紧腰带土改后还买过十几亩地（没有预见到1947年土改后，1956年就实行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几代人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换来的土地全部入社归全村集体所有了）。
刚上学时，我家住在石家庄正东街靠近京广铁路一带，离学校有1公里的距离，妈妈给我2分钱让我在路上买一根油条当早饭，由同院的两个小姐姐带我去学校。
我刚刚从山区来到城市，说着一口乡音，小时候又非常腼腆懦弱，像个女孩。老师把我放在最后一排。第一天上课就被从阳泉来的刘良全在手上咬了一口。上操时憋了尿又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也不敢跟老师说，结果尿了裤子。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饿肚子，家家生活都过得去。
转眼到了4年级，班上来了一个降班生董培义。他个子不高，比我们大两岁，是个有领袖气质的人，非常强壮，敢穿着日本军大衣在大雪里打滚儿，能举起体育老师都举不起来的杠铃，掰手腕老师也掰不过他，我挺崇拜他。董培义的爸爸抗美援朝时是火车司机，他们把粮食和物资运到朝鲜，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运回国内，以后担任河北省地方铁路局局长。董培义的妈妈在石家庄火车站当检票员，住在离我们后来在三庆里8号的院子不远的石家庄车辆厂对面由欧洲人修建的别墅里。别墅地面铺的是德国人生产的瓷砖、百叶窗、石头外墙，红瓦，可能是当时石家庄最漂亮的房子了（1991年东西德合并，很多东德公职人员失去工作，原东德陶瓷协会主席、获得过东德优秀共产党员勋章的德国陶瓷专家通过国家科委安排到河北考察、寻找合作机会，我陪东德专家去唐山陶瓷公司考察，看到一座楼房的地砖和董培义家的地砖一样，虽然不是釉面，但花型古朴，非常耐磨防滑，我希望德国专家能够帮助引进生产技术，才知道这个工艺在德国也已经失传了）。
董培义家是一个传奇家庭，也是个革命家庭。爷爷是义和团首领，李大钊曾经住在他们乐亭的老家密会，家里很多人早年参加革命，家里很多人都在地方志有记载。我们两个成了好朋友。我一放学就去他家玩，早上去他家看着他无论冬夏，大早晨穿着裤衩跑到院子里的水管接一桶冷水从头上直接浇下来，等他一起上学，在他家玩战利品日本人战刀和三八枪刺刀。培义饭量大，中午饭带玉米面发糕要带半书包，有时还没有走到学校，午饭已经快吃光了。班上有了董培义就乱了套。4年级正巧赶上一个刚毕业的上海姑娘当老师，老师是我这辈子看到的除了1986年、1989年从匈牙利引进匈牙利长毛兔种兔和优良肉鸽种鸽熟识的匈牙利驻华商务处的薛春华大姐外（薛大姐是上海人，长得非常漂亮，我不知道有那个电影明星比她更漂亮。她年轻时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不知道为什么嫁给了匈牙利通讯社资深记者，一个参加过中共八大、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领袖群体熟识的一脸大胡子的匈牙利记者）最好看的姑娘。在董培义的带领下，上课放二踢脚、大声喧哗、给老师捣乱，常常把老师气得哭鼻子。半年以后为了整治我们这个捣乱的班级，学校派来一个辛集农村来的女老师，刘老师长得很凶，语言粗鲁，上课时有人不听话就用竹鞭猛力抽打桌子，有时给我们讲来自农村的粗鲁笑话，至今我还记得她讲有一个笨儿子去念私塾，由于太笨什么也没学会，连一封信也不会写，结果一封家信只画了三道杠，别人看不懂，他说：“这一道细又长，问候俺爹和俺娘；这一道粗又短，摸摸俺老婆的脸……
我们的年轻上海老师和我们告别时，老师和我们都哭成了一片。
我虽然心也野了一点，但还是不敢造次捣乱。就这样我们不愁吃不愁穿度过了1958年、1959年。看着大炼钢铁，校园里垒起了土高炉，老师们用自行车做成人力鼓风机给土高炉吹风，老师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我们太小，没有参与，但觉得特别好玩。天天唱着《社会主义好》，还把歌词改成“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拄着拐棍、背着媳妇儿、端着尿盆逃跑了！”，乐不思蜀地过着快乐的日子。
紧接着来的，就不是好日子了。
1959年学校有了食堂，那时候可能粮食开始紧张，白面、玉米面少了，学校食堂开始供应红薯和红薯面饼子，红薯吃多了屁多，上课时教室屁声不断，矜持的语文老师有时也放几个响屁，地理老师有时放出连珠屁，几个坏小子有屁不直接放出来，而是故意变音变调地放长屁，教室里常常哄堂大笑，老师和学生一起笑。好快活吆！结果外号就出来了：刘良全荣任“屁篓子校长”，其他有“屁篓子教导主任”、“屁篓子班主任”等等。我由于离家近，没有在食堂吃饭，没有多少屁，但还是“闻屁则喜”，和同学们一起无忧无虑的上学下学。从5年级开始我看到地理老师的板书很漂亮，开始喜欢模仿，喜欢上了黑板报，从此一直到上了石家庄铁路中学的初中，班上的黑板报基本上是我包办的。自1959年起，不知不觉我们的肚子都慢慢变大了，此时饥荒已经快速向我们走来。
那时虽然在石家庄定居，但每个寒暑假都要和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长大一点就我带着弟弟一起回。那时铁路家属每年有两张免票，坐火车不花钱。本来一张免票只能用一个往返，可我们是小孩，有的检票员已经认识我和弟弟是派出所所长的孩子，笑笑就把我们放进去了。
1959年夏天，全国人民都在“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热火朝天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蒸汽火车傍晚才能到磁山车站。磁山车站挨着一座矿山，翻斗矿车象木牛流马一样把从山上开采的优质磁铁矿石不停地翻到山底。这里的优质磁铁矿早在抗战以前就被日本盯上，日本侵华时期一直在掠采武安的财富。
每次我们回老家，姥爷都会牵着毛驴来接我们。那时，磁山到冶陶还不通铁路，要步行40里地才能到家。
武安自古是煤铁之都，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开始冶铁，现在武安市一个县级市的钢铁产能远超4000万吨，是中国1958年大跃进全国钢产量目标1070万吨的4倍，全市70万人有10万人在钢铁行业就业。
1958年那个夏季的一去一回的那两个夜晚，从磁山到冶陶40华里的山谷中，河滩路上，炼铁炉一座挨着一座，炉火把漆黑的山谷照出一片金黄色的彩云，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回到家，我发现人人都很轻松，乐呵呵的。第二天一早才知道村里已经吃食堂了，家里除了几件农具，其他的铁器包括菜刀、铁锅都上交了，去炼钢铁了；家里只是剩下两个大瓷盆和一些大粗碗，家里不用做饭，一个小队的公社社员都去小队食堂吃饭。姥爷所在的三队食堂在今天作为邓小平在冶陶故居的大院子里。1946年秋到1948年春，董必武、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李达、簿一波、杨秀峰、戎伍胜等首长带领的晋冀鲁豫首脑机关在冶陶驻扎了将近两年时间，先后在这里举行了“华北财经会议”、“土地会议”、“整党三查”会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年的大军区司令部办公楼、会场及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住处和防空洞、地道等至今尚存。大军区司令部为一独立的四合院，正北屋为七间二层楼房的中西合璧的院落，是我的亲戚、武安著名人士、燕京大学学生张霆霖联合乡绅修建的一所小学校，去石家庄以前我在这里上过半年小学。１９８１年８月改建成“晋冀鲁豫军区在冶陶展览馆”。当时晋冀鲁豫大军区领导都住在群众家里，董必武同志住在张仲华家北屋，刘伯承同志住在乔德华家的北屋，邓小平住在牛巨恒家东屋，那时卓琳刚刚生下邓楠不久，妈妈常去她哪给她抱孩子。爷爷家住的是大军区地图班，姥爷家住的是理发班。1947年刘邓大军就是从我们村誓师出发挺进大别山的。为了支持解放战争，我们村老百姓做出了超乎寻常的牺牲。姥爷一次交公粮就交了900斤小麦。当时山区旱地小麦亩产不会超过150斤，900斤就是6亩多地的产量，是姥爷夏收粮食的30%不止。我们村光是烈士就有29人。我们村和周围很多村的姑娘嫁给了那些延安来的老红军、老八路。
j晋冀鲁豫大军区司令部大院
j晋冀鲁豫大军区司令部 外景
1958年的冶陶邓小平故居充满欢乐，正像当时的民歌所唱：“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 我随着姥爷一家拿着大大的瓷碗去食堂吃饭，全生产队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开心地打了饭，蹲在地上边吃边话家常，可比平时在自己家喝稀米汤，吃糠窝窝强多了。我还第一次看到一个长辈熟练地在食堂的空地上剥杀了一只羊，除了羊皮上落下一点血，地上一滴血也没有。那一阵子是我记忆中在老家吃的最好的一个暑假。要知道，在我的老家，过年时一家7、8口人，不过去割2、3两羊肉包一顿饺子而已。那时的中国农村，90%的农民进了食堂，国家和各地也都想方设法让人民吃的更好、更科学，报纸上介绍了很多种植蔬菜、水果、如何做饭等文章，城市每个居委会和每个乡村都兴办了养老院、托儿所。不用做饭、不用照顾老人、病人、不用看孩子，几千年来没有过，农民怎么能不高兴，不唱着歌下地干活呢？
度过暑假回到石家庄，我们街道也开食堂了，食堂就在三庆里8号我们院子外5米的地方。家家都按时发放饭票，用饭票去食堂打饭。发饭票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母亲已经在居委会工作，我帮着给每家数饭票。我弟弟也进了幼儿园，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发现开始吃不饱了。那时学校的炼铁炉也停止了，学校组织我们步行20里地去东古城滹沱河畔的地里去干活，帮着收豆子。我们带的午饭在路上就吃光了。中午的时候，村里用大铁锅给我们送来一个菜叶都没有的清水汤，放在榆树下，汤里飘着几个从榆树上掉在锅里的肉虫子，根本不想喝。再后来街道食堂开始吃人造肉，记忆中是用树叶和什么东西混合做成的，那时肚子饿，也觉得好吃。我们也学会了去剥榆树皮嚼着吃，下学回家的路上看见拉着粮食和白菜的马车，跑上去用石子扎破面袋抓生玉米面、掏白菜心吃，常常被赶马车的用鞭子抽屁股。我的个子小，饭量小，没有饿的那么厉害，跟着同学起哄、恶作剧的因素多一些。1960、1961年可能是最困难的时期，石家庄离车站不远的大桥街已经出现黑市，物价飞涨。猪肉几乎没有供应，黑市卖到10元一斤，柿子卖到5毛钱一个，玉米面饼子1元一个。有一天晚上我带着弟弟在大桥街自由市场转悠，看见一个警察抓了一个用小篮子卖熟肉人，警察让那个人在前面走，他从篮子里抓了两把肉直接装在警服口袋里，这件事困扰了我很多年，心里很痛。后来我才理解了——警察也吃不饱呀！那时家家收入不高，之前一元钱可以买一袋白面。
食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散伙了。
1960年暑假，我和弟弟又回到老家，山谷河滩上的炼铁炉都熄灭了，食堂也解散了。家家又回到自己的灶台做饭，可是粮食没有了。那年老姥爷已经干瘦如柴，家里日人均口粮不到3两，没有油没有菜，姥爷是壮劳力，小舅已经11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每顿饭都是野菜、米糠、玉米核压的面、甚至黑枣核也碾碎了添在一起吃，大便很难拉下来。一大早我就和小舅去山上挖野菜，由于挖野菜的人太多，有时在山上转5、6里地也挖不满两篮子。那年夏天雨水不错，地里的谷苗和胡萝卜苗长得不错。尽管饿着肚子，一家人不分老幼都天蒙蒙亮就去分配的地里去给谷子、胡萝卜间苗。那可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要在几十米长的地头蹲在地上，把撒播无序的谷苗和萝卜苗按照一定的间距留下好苗壮苗，拔掉多余的小苗，真是又饿又累。连续半个月吃不到一顿精粮，饥肠辘辘，又要干很累的农活，要一天天挺过来。可怜我的小弟弟那年不过5岁多，一直哭着要姥姥给他一个玉米面窝头！那年，老姥爷把解放前积攒的几十块大洋从梨树下挖出来到外地换回几十斤高粱面救急。老姥爷非常沮丧，这个一辈子辛劳，每到要攒到一块银元的时候，全家人都不许吃盐，要用钱来买地。老姥爷总是认为是自己没本事，让全家人挨饿。他老了不能下地干活，也就不好好吃东西，终于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去世了。还好老姥爷生前攒下了一幅柏木棺材，安葬的还算体面。当老姥爷下葬时，老姥姥的棺材先抬出墓室，从棺材缝里看到老姥姥几十年前安葬时梳理的发髻仍然光洁，寿衣上只剩下水银花边还银闪闪的。
好在1961年下半年以后，国家迅速调整政策，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了我上初中时，饥荒已经过去，老家的亲人和乡亲们又能吃饱了，国家又充满了生机。
有人要问，遭受这么大的灾难，你们没有怨言吗？我说，没有！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朝代在这么大的灾荒面前没有农民起义吗？没有！历史上有一个皇帝、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能够在1、2年内动员起几亿农民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实现集体化生产，极大提高农民的国家和集体意识吗？没有！社会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自我探索的过程，为了寻求发展之路，牺牲也是值得的。何况一起挨饿的还有毛主席、周总理和他们的战友、亲人。我为我们那两代人经历的胜利和坎坷感到骄傲，这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难以避免的磨练，毛主席说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平凡的人生才够精彩，能够为国家、民族牺牲才是骄傲。如今老家的人们早已经告别粗粮，天天大米白面随便吃，告别了饥饿；家家盖了高门大院，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冶陶也成为河北历史古镇，巨资修建了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基地，这不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吗？
j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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