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认为，我的精神上的师父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汪曾祺先生的全部作品。
按中学语文老师教给我们的语法常识，我这话是矛盾的。你又说你的师父只有一个人，你又说你的师父是谁谁谁的全部作品，思维混乱啊，脑子有病啊，不合逻辑嘛！
是，你说的对，这是不合逻辑。
我这也是为了把心中的意思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汪先生在世之时，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哪有机会当面聆听教诲？但，这并不妨碍在我他老人家存世的文字中汲取营养。
认真地，反复地研读汪先生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在写作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不一定适合所有心怀写作梦想的人。
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在前几天，我在《简书》上看到一位作者的文，其中一段的大致意思是，汪先生写人物的那些文章，她篇篇都爱，写美食的那些却是一篇也读不进去。
此前，我一直以为，像汪先生那样的大家，但凡喜欢读书喜欢写点东西的人——我这里是指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差不多都喜欢汪先生的文章吧？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实在不喜欢，那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我看来，汪先生写人间草木，写饮食风情的文字，算得上是篇篇都是精品，随便翻开一篇，都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地读下去。
汪先生的字，古意盎然
好了，言归正传，下面说说其中与我启发较大的个例。
“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
当你第一眼看到这十四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也许，会有年轻的读者朋友不耐烦了，说：你妹啊，多大点儿事？少吊人胃口，有屁快放！
这十四个字，像极了一面耀眼的旗帜，在我的心里，已经飘荡了整整十六年。
话说2001年春天，确切地说是刚刚过了五月端五，我在部队的一家报社的内部网站上，看到了一篇名为《八千岁》的短篇小说。
当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名副刊编辑的办公室里打杂，擦桌子倒水，每天用剪刀一封一封地拆作者来稿，把我认为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放在一边，把那些可以直接扔进垃圾篓的放在另一边。而在名义上，我却是来报社学习新闻报道业务。
能在报社内部网站上看书的机会，只有下午5点半以后。所以我干脆把《八千岁》复制到WPS文档里，又缩小至小五号楷体，趁着打印几篇工作文稿的机会，打印了出来。
我是一个在报社学习的基层部队的士兵。报社的打字员们称我这种人为“学习的”，我这种人在部队的身份标签是“报道员”。我打印这种工作之外的文稿，在2001年的部队里还算是过分之举。报社的激光打印机是联供的那种，十几个办公室的编辑共用照排室的那一台激光打印机。
这么罗嗦一番，也是想说明，当时我太喜欢《八千岁》了，冒一点风险也没什么大不了。确切地说，从读到《八千岁》的那一个瞬间开始，我才算是真正地喜欢上了汪曾祺。
此前的四年时间里，我也曾经试着读了汪曾祺的一些文字，也可能是诚心不足的缘故，总之是没感觉出其中的好。
1997年的四月里，我得到一次参加军区文化部组织的文学笔会的机会。期间，军区创作室负责组织笔会的一位作家先生，看过我们那些人的所谓作品，用他那明显的苏北口音，含糊不清地说了一番话，大致意思是：我比较喜欢汪曾祺和林斤澜，尤其汪曾祺。
当兵之前，我没读过汪曾祺的任何作品。当兵之后，只是知道汪曾祺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编辑。
与我一起参加笔会的那些男男女女，不知有几人注意到了作家先生这话，反正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好好读读汪曾祺的文章。回到部队之后，我在驻地的小县城里只找到一篇《受戒》，读了，而且是连读三遍。
怎么说呢？云里雾里！小说怎么可以这样写？这算什么小说？我要按这样的套路写了小说，《解放军文艺》的编辑能用么？
那时候，我心中最神圣的文学阵地就是《解放军文艺》。那时候，我根本没有理解《受戒》的妙处。
像是受了挫折，又像是一个贪吃的孩子被什么东西伤了胃口。总之，自从我在1997年初夏的一个夜晚连读三遍《受戒》，就像是被吓住了，以至于好几年都不敢再想着去读汪曾祺。另一个原因，我当兵的那个地方，县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和一家很小的个体书店，像样的书，实在很少。那篇《受戒》，还是我在旧书摊上买的一本《小说月报》，才五毛钱。
相隔四年啊，在警备森严的军区机关大院里，在军区报社的内部网站上，我又一次看到了汪曾祺的小说，心里那份激动那份忐忑，绝不是现在三言五语就能说清楚的。哎呀，好你个《八千岁》呀，你就像是一根醮了唾沫的食指，只是那么轻轻一点，就点破了我心中那一层窗户纸。哈哈，还可以这样玩弄文字啊？
在《八千岁》里，汪曾祺写了米店老板的日常生活，其中一段原文照录如下：
……几个草炉烧饼，一碗宽汤饺面，有吃有喝，就饱了。八千岁坐在店堂里每天听得见左边煎炒烹炸的声音，闻得到鸡鸭鱼肉的香味，也闻得见右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烧饼出炉时的香味，听得见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
就是这“定”和“郭”的巧妙组合，把我给瞬间“拿下”。
此前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两个字，怎么到了汪老先生这儿就有了雄起的力量？
可以这么说，在我心里，这段描写，不仅仅有景，还有声音！对，没错，是有节奏的声音，一下，一下，又一下！
第一眼看到“定”和“郭”的组合，我马上回想起家中冬天的早晨。当然，我家里不是开烧饼铺的，但也常常在天将明未明之时，由我的父亲在八仙桌前反复地制造着这种“定定郭、定定郭”。
为什么？因为我家一到冬天就成了制香的作坊，村里多数人家都成了制香的作坊。对，就是祭祀祖先、拜佛许愿时烧的那种香。
制香很辛苦，先要在春天的时候，去寻找那些刨了老榆树准备盖房的人家，以高于柴火的价钱买下人家刮下来的松树皮，用板车拉回家，晒干，待到秋天去电磨房粉碎成糠。
一般自农历十月开始，家家户户开始制香。我们那里称之为做香，把“做”读为ZU，四声。
香怎么做（ZU）？
在我们那里，香的配料其实很简单，一是榆树皮粉碎而成的糠，二是松柏木在电锯解板过程中产生的锯末，或者，柏树籽在水磨上磨成细粉。榆树皮，取其粘，松柏森，取其燃烧时产生的特殊气味。如果再讲究一些，还可以加一些其它香料。
但是，我们村里出产的香，配料只有这两种。
榆树皮糠跟松柏木锯末，按一定比例掺好，在一个粗瓷浅口缸中拌匀，烧了大锅的开水，趁着滚烫时，浇入，先是拿一个木铲搅拌，待到不烫脚时，需要人用双脚去踩。此时，榆树皮糠和松柏木锯末已被村里人称为“榆面”。
想来令人不解，香在正式制成之前，竟然要用脚来反复地踩。这踩，相当于揉面的程序，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嘛……
我家的情景是，我父亲光脚在热气腾腾的粗瓷浅口缸中踩过半小时，就停下来，坐在一旁抽烟。这个时候，院子里刚刚泛白，距离太阳出来还有一段时间。
连抽过两根烟之后，我父亲把“榆面”分成十来个小块，开始在八仙桌上一块一块地摔打。这个过程中，我家的那张八仙桌就在我父亲有节奏的摔打之下，发出有节奏的“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的动静。
经过一番摔打，那堆“榆面”成为十几个拳头粗半尺来长的“布几”。我查了家中的《古代汉语词典》，没有找到与“布几”二字读音相同的字，实在搞不清我们村里老辈子的人，如今还有没有人会写这两个字？
待到把“榆面布几”装进一截拳头粗钢管中，钢管的下面固定在一条厚厚的榆木板，紧贴榆木板的装了一个食指粗的陶瓷“香嘴子”，上面用杠杆一压，“榆面布几”就通过“香嘴子”变成了比筷子还细的香条子。
在我看来，我父亲让“榆面”成为“香”的枯燥过程，毫无诗意可言，毫无美感可言。如今，我只是迷恋我的父亲在八仙桌前摔打“榆面”而制造出来的美妙节奏。
甚至，我跑去别的人家看了，也是一模一样的架势，“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型郭”，真是奇了怪了，连节奏都一样哎。
后来，我终于明月，如此那般反复摔打，也不过是为了消除里面的汽泡，从“香嘴子”里面压出来的香条子才不会断。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我一直担心那张桌子会在哪一天早晨突然散了架。可是，直到我十七岁那年当兵离开了家，那张八仙桌依然稳稳当当。而我父亲呢，在我当兵之后，又“定定郭，定定郭”地在那张八仙桌上摔打“榆面”八年。然后，一病不起，溘然离世。
看过《八千岁》整整十年之后，我离开了部队。
正式找到工作单位之前，曾在一个财大气粗的单位里，准确地说是他们仅供内部发行的杂志做兼职编辑。
有一天，编辑部主任派我去一个山区小镇的税务分局，采访一个女税官员。采访过程中，我发现，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心肠，小镇上一位纳税大户的老妈妈扭了腰，躺在床上十多天不能动，她愣是骑了摩托车，跑到五十里之外，把一位祖传骨科中医请了来。
因为那女税官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又为名字中带了个“芳”字，我就以散文的笔法写了篇3000字的通讯，名为《一路芬芳》。
交稿之后，一位负责文字把关的老先生，大笔一挥，改为：征税路上“铁脚板”。
那时，老先生已经六十八多岁，退休之前，曾在部队里一个军级单位的宣传处，当过几年处长，特别擅长写“本报讯”和所谓的那种反映单位中心工作的通讯。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这《一路芬芳》和《征税路上“铁脚板”》之间，差不多正是隔着一个《八千岁》的距离。至于说汪曾祺先生的其它文字呢，我想，那位前宣传处长老先生还真不一定读过。
本想争辩几句。
又一想，何必呢？
老先生不过是改了个题目，并没有删减内容，还是我那3000字。我这样的兼职编辑，不过是一个按正文字数拿稿费的人，只要不影响我的稿费收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你的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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