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西村从周朝来。这个村名是众多村名中的一个。但这个名字却是一个时代对我们这个族群最美好品格和秉性的集中诠释。所以，无论如何斗转星移，山河变迁，我们的血液中都将留存不灭的记忆。
种在土地上的命运
我们村地处八百里秦川腹地。土地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千万年的农耕文明滋养了我们我们勤劳本分，安土重迁的思想。加之，关中平原自古是天下粮仓，只要精耕细作，守成持重就可以繁衍生息。因此，我们的命运是种在土地上的。但我们也是历史演进长河中的过往，自然会被历史形塑，并被裹挟着奔向前方。
我是大仁西村的一份子，也曾想靠着求学跳出农门，但还是宿命般的把自己和土地绑在了一起。从我小学三年级升四年级说起吧。四年级新课本刚发下来，还没有上新课本内容，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霎时间贴满了大字报，社会上掀起了批判吴晗、邓拓、廖振沙运动。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的人很容易激动，热衷搞运动。也许是革命运动的伟力曾改变了禁锢人们很久的社会秩序的缘故吧！当时，村小学停课，我们在串连中度过了四五六年级，学田荒芜。一九六八年复课，不过天天跟着闹革命，闹哄着又被一杆子吆到了初中，混了两年，大字识了没有两箩筐，所以靠学习谋个出路是没有一点希望。教育在当时乱象丛生，毫无生机。
一九七零年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当时是集体公社制，大家集体劳动，集体按计划分配生活资料。社员们热热闹闹出工，记工分，多劳多得。记的男壮劳力每天挣十分工，妇女挣八分工。我们刚毕业的初中生挣三分六厘工。年终分红决分，每个劳动日价值六到八毛钱。在年终，家庭有劳力的，挣的工分自然多，扣掉生产队当年分的口粮，烧的柴禾，平常日用的借款，过年合计回来的剩余价值，现金也有百八十元钱。然而，家庭没有壮劳力的，一年到头，扣过一年花销，反而欠生产队的钱。生产队再借给十元二十元钱，凑合着过个年，来年又在欠债中紧巴巴地过活，年复一年，始终让人眉头紧锁。那时，大部分的口粮吃到来年的二三月份，就没有了。剩下的日子，只有勒紧裤腰带，盼着新粮下来接济生活。农村谚语，肥正月，瘦二月，饿死人的三四月，就是这一事实的生动写照。这样的状况在当时的农村是普遍的。村民的生产生活极其艰难，又没有其他的路子，所以就靠着墙根晒着暖阳，得过且过地打发着那无聊而难熬的日子！
思变的田野充满生机
当可亲可爱的土地无法让我们吃饱肚子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暂时抵挡不住饥饿的熬煎的时候，当严肃的计划教条地妨碍了生存的热情的时候，抵触或冒险求索的冲动就不可扼制地萌发了。村里有胆大一点儿的，就在生产队放工之后，到离村较远的城里，找些零碎活干干。一开始，什么活都干，只要能贴补家用就行。但那时城里活也很难干。一来是并不是什么人都能雇得起人。那个年代，城里人也不富裕，甚至更糟。寄寓在城里，又没有个国营的正式工作，想周全一家老小的肚子也是很艰难的。二来是谁敢随随便便雇佣工农大众呢？三来是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找到活，脑子不够活泛，又舍不得下苦的人，一般都放不下那一点点儿可怜的自尊，与其出门在外看人脸，还不如在地里刨食呢！当然如果你脑子够活泛，城里的机会还是要比农村多得多。这就给单调的生活里漏下了一丝阳光。
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村以王明哲为首，开始组织村民拉脚。这也是以集体的名义，让尴尬的农民生活出现了一点转机。在公私兼顾的状况下，默认了生存的正当性。当时，生产队规定:凡出门给人拉脚的村民，每人每天给队上交2元钱，记10分工，挣的多余的钱归个人。开始起步时，社员主要是进城给联系好的对应单位拉煤，后又转入拉砖、沙石、钢筋、木料、楼板、家俱等。这是一种脱离了土地的生活方式。为了挣钱，为了生活，这支充满希望的浩荡农民大军，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尽了才回村。一辆架子车，常常拉着1000-1500重的货物，需要一个精壮的劳力弓起身子，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拉动。在阳光晒软的马路上或者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像牛一样的爬行着，汗流浃背却义无反顾。虽然很苦、很累，但当时的工价，大工是2.42元，小工1.72元。拉脚日收入都在10元以上。当时感觉很挣钱，比在生产队强多了。因此，大家都争着去。而且队上为照顾大家，采取轮换制度，干一月一换。当时，全村在外面每月结帐都在一万到一万五千元左右，最多时有四十多辆架子车每天穿行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以队为规模的拉脚，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但个人在西安的拉脚生涯并没有停止，直至八十年代末才真正结束。在那个年代，农民没有其他来钱的门路，虽然苦累，但能挣钱，能盖上新房，能供儿女上学，能供养父母，能改善家庭生活，虽苦犹甜，很有干劲。我勤劳又朴实的乡亲们从来都不惜力，只要有生活的希望和方向，就能创造出奇迹。
社会的变革势不可挡
集体经济在当时是很薄弱的，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就是粮食，经济收入是棉花。沃野千里，在人口密度小的年代，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会让人安享富足。但这也最容易形成桎梏，一旦人口密度大了，又遭遇人力不可抗拒的状况，所受伤害也最重。都说陕西人恋家，好出门不如赖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而不愿忍受背井离乡，千里流徙的求变之苦，所以思变和突围就来的稍缓一些。
靠社员在外打工给队上交钱，为的就是扩大经济收入，让社员们度过饥荒。但就是在社员们外出拉脚的日子里，思想开始不由自主的活泛起来。有人为了能争得多拉几趟活的机会，每次都多拉一些，以建立诚信；有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又捎带了能再利用的建材；有人在给雇主装卸货物之余，又帮雇主修了水龙头。换回了八成新毛衣还有雇主的善意；有人在拉脚的闲暇还逛了百货市场，突然发现其实世界五彩缤纷，生活可以有很多可能。1976年5月，在插队知青的引荐下，仁西村办起了电镀厂，给西安厂矿单位进行电镀加工，挣取加工费。我们的生活模式就不再单一了。随后的日子，大仁西村天天都在发生新奇的变化，并一步步走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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