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外孙（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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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26日，母亲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一个贫苦家庭。
为了生活，姥爷年轻时曾流落天津，跟着日本人做过苦工，算是开过眼界，见过世面。
经历过朝不保夕、颠破流离的生活，姥爷知道了文化的重要性。回到家乡后，他极力让我母亲和舅舅上学。
虽然家里十分困难，母亲还是上完了初小，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的，尤其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
初小，相当于五年级毕业。按照那时的教育设置，本来母亲再读一年，就可以直接读高中。1959年，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年龄大些的学生，要“下放”生产队去参加劳动。那年，我母亲15岁，也在“下放”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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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在17岁时，嫁到我们家。那时，家里很穷，父亲兄弟三人，家里的人口多，没什么手艺，全凭种地吃饭。母亲包容、勤劳、善良，善于持家，很快就赢得了尊重，成了“当家的”。
我奶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附近村有个集市，每到赶集的时候，奶奶就在一棵老杏树下，摆好桌子，让那些从我家门口路过的人喝水解渴。在我们村，无论谁家有事情外出，都会把孩子放心地托付给我奶奶 。母亲也秉承了奶奶这份善良，经常助人，获得乡里四邻的交口称赞。
我二叔去东北学木匠，坐火车时出了事故，不幸丧生。三叔在家人眼里，自然就成了受宠对象。那时，三叔才8岁，母亲每次回我姥娘家，都要带着他，走不动时，还要背着他。
老嫂比母
为了学一门手艺，我母亲就去学裁缝。不管谁家做衣服，都要来找我母亲。尤其是加工棉衣。母亲的针脚细密，棉絮铺得均匀。她的手艺，成了我们家一项主要的经济收入。
我兄弟三人，一个姐姐。再加上早逝的二爷爷家的一个叔叔，也跟着我们家生活，大小五个孩子。母亲的手艺派上了用场，大些的孩子穿过的衣服，经母亲修修改改，再让小些的孩子穿，直到不能修补为止。
随着时代的发展，成品制衣渐渐成了主流。农村的裁缝生意，日渐冷清，母亲只能放弃这个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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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父亲也放弃了村卫生员工作，去山上开石塘，采石头。母亲就成了主要劳动力，在家种地打粮。
为了改善生活，母亲在一个荒废的园子里种了好多菜、芝麻和花生。母亲心灵手巧，她费尽心思，把芝麻磨成酱，作为调味品，拌在菜里，给我们解馋。
茶园子里的菜，母亲照顾的很精心，品种多，产量高。母亲担心我们长不好身体，经常炒菜给我们吃，这对很多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奢望。可勤劳的母亲，却努力做到了。
水井距我们村很远，打水是一个重体力活，要先把水从几十米深的井里，用绳子提上来，再用扁担挂两只大桶，挑到菜园子里。
母亲身材矮小瘦弱，扁担钩子太长，她只能挽起来，才能让水桶离开地面。浇一次水，母亲踉踉跄跄，要往返十几次。因我们这里是山地，土层较薄，水浇上以后，极不耐旱，不过三两天，就要重复浇一次。
那个时候农村比较穷，谁家有客人，经常会借些葱蒜。应急时，邻居也会到我们家菜园子去摘菜，虽然那些菜来之不易，付出了母亲艰辛的劳动，但母亲还是很爽快的告诉他们：“你们尽管去摘吧，把客人侍候好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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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一个很孝心的人。姥爷姥娘在世的时候，每年的冬天，她都让父亲把他们接过来，在我家住几天。单独收拾一间小屋，点上煤炉子，弄得里边暖暖和和的。
姥爷姥娘牙口不好，虽然家里的白面不多，母亲仍然坚持每天给他们蒸一锅馒头，并单独炒菜。每次做好饭，不谙世事的我，闻到香味，就跑到他们屋里，想着解馋。母亲会立刻把我偷偷拉到别的房间，严厉地告诉我：“他们年龄都大了，小孩子吃好东西的时候，还在后面哪！”母亲的孝顺，给我们这些后辈做出了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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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多增加些收入，我们家还种过蘑菇，养过鸡，都是母亲一个人在操劳。几百只鸡，母亲每天都要喂几次食，还要去鸡窝里拾鸡蛋，再赶集把鸡蛋卖出去。
那个时候，面坊磨面机很忙。为了能按时喂鸡，要去石碾上压碎。有时，面坊排不上号，我们家还要吃饭，母亲就去碾压小麦、玉米、地瓜干，再筛出面来做饭。一日三餐，母亲很忙碌，也很辛苦。
石碾也要排号，即使排到半夜，母亲也要去推碾。有时，我夜里醒来，还能听到筛箩的声音，甚至要到天蒙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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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成了家，要求立刻分家，父亲和母亲商量，把老宅子留给了他。我们一家搬了出去。一家七口人，挤在三间屋里，没有院子和厨房。当时生活的窘迫，是难以想象的。
没有做饭的地方，暂时盖不起配房，父亲和母亲就用玉米秸秆，搭起一个临时厨房。
记得，有一次做饭，炉膛的火太大了，临时厨房着了火，母亲拼命的呼喊着，疯狂地用缸里的水，使劲往上浇，在邻居的帮助下，才把火熄灭。母亲吓得披头散发，被火熏得满脸黝黑。事后，母亲说：“那里边放着油盐酱醋，烧了就不能做饭了，你们就得饿肚子！”为了那点东西，母亲拼命救火的场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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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爷爷和二奶奶早年去逝后，他家大孩子，从8岁就跟着我家。他比我大哥小一岁。他在我们家，除了吃饭穿衣，还要上学，母亲待他如自己的孩子，十分疼爱。哥哥姐姐一提意见，母亲就说：“你们有爹有娘，受点委屈能行，你叔叔可不行！”母亲故意偏袒他，怕他长不高，不好找媳妇，经常偷偷给他吃好的，并让他多吃。
叔叔成年后，为了让他有个活计，父亲替人担保借款，让他去白灰窑跟着干事。因那人还不起账，为此，父亲受到牵连，带来很多麻烦，直至替人家还了一大部分。后来，又托人让他去公路站干活。几年后，他倒插门去了别人家，母亲给他做了新衣服和铺盖，就像嫁闺女一样，把他陪送过去。
我大嫂因病去世后，侄女才刚5岁。为了能让民办教师的大哥，再重新成一个家，不让大哥为此拖累，母亲主动要求带我侄女。靠几亩地的棉花，供我侄女读书上学，直到大学毕业。
姐姐出嫁后，和姐夫出去打工，因一胎是个女孩。为躲避计划生育，只得把我外甥女11个月抱到我们家。二外甥女出生后，从6岁也放到我们家，母亲又辛辛苦苦把她俩拉扯到初中毕业，我姐姐才把她们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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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奶奶、二爷爷奶奶去世，二叔事故丧生，大嫂去世，三叔背离分家而过，给父亲和母亲很大的精神打击。
长期的劳累，使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得了急性面瘫，口歪眼斜。父亲带着母亲，求治多年，才最终有了好转。
近年来，母亲的腿有点弯，站不直，严重变形，医生说要换人造膝盖，我们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一听就着急了，坚决不换，她说：“我这样还能凑合做饭，要站不起来了，你们回来，吃啥啊！”
其实，我们早就不需要母亲做饭了。她年龄大了，盐也放不准，即使很咸，我们也不忍心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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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们的学习从小就抓得紧，她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只有自己考上学，走出小山村，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经常给我们举一些古代名人志士的例子，比如，头悬梁锥刺骨、精忠报国、孟母三迁等故事。
生活终究给了母亲偌大的回报。
二哥先考上宁阳师范，大哥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和我一起考上泰安师专。毕业后，都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到城里生活。
我们家成了三里五村的大人教育孩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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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父亲和母亲跟着我照看我儿子，在泰安住了7年。
回到老家后，因她在大事面前不慌张，邻居家每每有事，都习惯来和母亲商量。
邻居家种的菜，经常会送到我们家。到年到节，我们拿回去的东西，母亲也要分几份，给那些邻居。
家里开了砚台雕刻厂以后，母亲就成了我们家的“会计”，出货，进货，生产多少，她都要戴上老花镜，把帐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这对你们兄弟姐妹都好，兄弟俩明算账！”
老家红白喜事，母亲会把帐平分一下，等我们回去的时候，让我们兄弟把钱补齐。虽然是些小事，但这样的做法，让我们学到的是严谨，尤其在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尽量分得清清楚楚，避免过界。
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只要我们回家，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嘘寒问暖，关心备至。问我们想吃什么饭，然后忙着去张罗。不管那种饭有多麻烦，母亲还是做出来。吃不了的好东西，临走时，还会给我们分装好，让每家带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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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全家23口人，团聚一次，要三桌饭菜。每次临走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表现的恋恋不舍，但他们嘴上还是说：“你们回去好好上班就行，不用挂牵家里，有事就给你们打电话！”
这些年，我们做了好多工作，让他们到城里生活，但他俩却坚决不同意，我们也只能作罢。
无论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只要平安、幸福、健康就好。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平凡而伟大、坚韧而包容的女人。
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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