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哲学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或者说是运动。这样的定义好似说，存在即合理。却没有实在的意义。
我们进一步探索。世界的存在是物质，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然而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个有规律的运动叫演化。
所以，更确切地说，世界的本质是演化。
有的人活到一百岁自然死亡，就是说，这个生命体顺应了自然演化，从而尽其天年。
而有的人在几岁、十几岁时就身患重病而亡。就是说，这样的生命体演化遇阻，所以很快湮灭。
所以，顺应演化规律的生命才能享有天命。
演化不仅存在于有形的物质和生命体，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在演化。
从二元论的角度看，演化的过程，就是二元对立向二元归一的演变，并不断迭代的过程。
有人说，成就大事者，往往雌雄同体。雌、雄本是二元对立，两者同体意味着消解对立，混元一体。
雄雌，不仅指公母、男女，还可以理解为阴阳、刚柔、善恶、公私……
我们可以观察那些成就大事的人物，从他们身上寻找雌雄同体，或阴阳合一的演化痕迹。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个性中还有自私、暴躁和极强的控制欲。
他要掌控自己，掌控环境，掌控他的每一件产品。这种特性是乔布斯身上的“阴”。
也许正因为性格中的极“阴”，他早期开发的麦金塔电脑失败了，他也被从苹果赶了出来。
从苹果公司出来后，乔布斯依然经历了十年的失败，同时也是十年的沉淀。
直到创立电脑动画公司皮克斯后，乔布斯开始收敛自己的控制欲。他开始反省，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总是正确的。
他变得更有耐心，更擅长与人合作，同时他的婚姻感情也稳定了，缓和、修复了与家人的关系。
极“阴”的他，开始拥有更多的“阳”。这个“阳”就是开放与接纳。
最初，乔布斯拒绝苹果商店向外开放，这源自他的控制欲与完美主义的情结。
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即允许外部开发者开发程序，但是须遵循严格的标准，且必须经过苹果的检测和批准。
这样他既能有足够的掌控，又拥抱了与外部的合作。
苹果公司的价值，其基础在于，它的产品把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其繁盛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乔布斯的掌控感不再像原来那么紧张，他的完美主义，也从极端封闭转向了开放地融合外部的思想。
阴阳的二元对立被打破了，乔布斯融合了阴阳之后，创新的产品喷涌而出，iMac, iPod, iPhone, iPad 演化了出来，产品的生命力旺盛而持久。
人类的创新过程，也是打破二元对立，使二元归一的过程。
还说乔布斯。幼年时，乔布斯就浸染在工程师文化的熏陶中，对数学、科学、电子学极感兴趣的他，从小就混迹在各种极客俱乐部。
他还是个嬉皮士，喜欢摇滚乐，崇拜鲍勃·迪伦和披头士乐队。
用皮克斯创意总监的话说，乔布斯同时具备了极客的技术敏感和嬉皮的艺术敏感。
世上的人，有的喜欢技术，排斥艺术; 有的喜欢艺术，却排斥技术。技术与艺术是一组二元对立; 仅喜欢技术的人与仅喜欢艺术的人又是一对二元对立。
而乔布斯身上，恰恰技术、艺术两者兼备，在他身上二元对立被打破，想象力与创造力融成一体。
宝利来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说 : “科学与艺术的十字路口，是创造力的源头。”
苹果的产品，正是这种创造力的产物。
乔布斯多次在苹果产品发布会上展示一张图。图上，一条人文艺术路与一条科学路相交叉，他站在图上的交汇处说，希望苹果也站在那里。
苹果做到了。它每一次成功的创新，都是打破艺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使二元归一。
我们知道，被称为“半个圣人”的曾国藩，是晚清重臣。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功臣，也是开创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曾国藩心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趸及践行者。
在晚清腐败污浊的政治官场中，曾国藩秉持自律清廉的做官原则，一日三省。尤其在早期的官场生涯中，他极其在意个人操守，特别爱惜自己的羽毛。
太平天国骤然暴起时，清政府的兵勇腐败不堪，实在无力应对，清庭只好允许地方官员招募兵勇，勤王御敌。
曾国藩心怀报国的儒家理想，又有湖南人执着霸蛮的典型性格，他果断回乡招募兵勇，组建了后来的湘军。
不懂军事的他敢想敢干、不计后果，在屡战屡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了“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策略，最终挫败了太平天国。
曾国藩敢闯敢拼、做事执着，即使没有条件，他也要创造条件去做。这就是曾国藩身上的“刚”，也是他的“阳”。
他清廉自律，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也是他身上的“阳”。
然而，因为行事过于刚硬，他差点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由于湘军是体质之外建立的军队，合法性问题、后勤问题都容易成为被官场掣肘的隐患。
为了解决地方对湘军的支持不力的问题，曾国藩屡次上书皇帝，弹劾湖南、江西地方官员，由此引起地方的强烈不满，以至于他在两省难以立足。
甚至，他还要挟皇帝给予他湖广、两淮地区督抚大权，不然就辞职不干。
此时的曾国藩，愁苦于自己忠心报国，却不能得到皇帝和同僚的支持。他被执着束缚在自己的盛“阳”之中。
皇帝怒而收了他的兵权，令他回家守孝。这次罢官几乎断送了他的官场生涯。
居家守孝期间，曾国藩进行了深刻反省。他再读《道德经》、《庄子》、《南华经》等道家、佛家书籍，渐渐领会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
闲下来的他，正好有机会以第三方视角审视过往的自己。
他以前是儒家思想做官，法家思想带兵，形成了僵化严苛的领导作风，再又，他性格上过于强硬，缺少必要的宽容与弹性，长此以往必将被排挤出官场。
性格过强的人，受到外部打击容易折断。因为对自己期望过高，以至于失去了人性本来的弹性。
相反，柔弱性格的人看似弱小，却能够基于现实踏实做事。面对强大的现实阻力，他们不是破坏它与之对抗，而是把潜规则等现实阻力当做工具，驾驭它为己所用。
当天平天国经历了短暂低潮后再度壮大，曾国藩被再次起用。复出的曾国藩，言行焕然一新，前后判若两人。
刚一上任他就逐一拜访湖南各级官员，并言辞诚恳地向对方一一请教。
面对皇帝，他的身段也柔软了许多。他放弃了专递奏折的权利，只通过正常的官场渠道提交奏折。如此一来，僵硬的君臣关系逐渐缓和。
接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跑后，曾国藩被皇帝任命为新的两江总督。
你看，当他放低身段，待人谦和并表现出理解对方后，反而获得了刚硬进取下而不得的权力和地位。
原本，曾国藩秉持清廉自律的原则，爱惜自身羽毛，复出之后，他开始接受官场的潜规则，处事变得圆滑起来。
那么曾国藩是否放弃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个人操守？他开始贪污受贿、同流合污了吗？
从始至终，曾国藩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非常严苛。他衣着破旧，饮食随便，如苦行僧一般节俭。
曾国藩去世时有余财一万八千两白银，在丧事办完后余财为零。
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从未放松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品格操守。
复出后，他主动融入现实官场，接受官场潜规则，交换政治利益。
然而这只是他为官处事的手段。他不再硬怼官场规则，而是嵌入进去驾驭它，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
他从一个空想的政治家，演化成了一个圆滑务实的政治实干家。
原本他只在“阳”的一面用力，排斥“阴”的一面。当他豁然开朗后，阴阳对立被打破了。当他懂得用“阴”的手段去实践和维护“阳”的初衷与目标时，阴阳二元合一。
演化得以延续，国事因此而成。他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又开启了中国的洋务运动。
再说一个有功名臣自保的例子。
昔日，萧何作为刘邦的后勤总管及人才的伯乐，对人广施恩慧，在百姓心中名气大、声望高。
但是为了让刘邦安心，以图自保，他只好侵占百姓田地，自污名声。
萧何尽忠职守、宽厚慈善、予人恩惠，这是他的“阳”。而他为了自保，侵占百姓田地，自污名声，则是他的“阴”。
“阳”盛而缺“阴”，则危。所以有阳还要有阴，看似阴阳对立，实则两者相互扶持。萧何因此得以转危为安。
总结: 阴阳对立向阴阳合一演变，并不断迭代。这就是可见、可知的演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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