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第三次发动，沿着南坡继续曲折向上，坡度越来越平缓，农田越来越开阔。我们村民小组的土地最高处到了。再往上，便是其他组的土地，一直与关庄镇的东村、西村、麻子村接壤。我指着十字路口西南角一块刚播种过小麦的土地，告诉赵老师那曾经是我家早前的承包地。不过现在每户分的地块面积大了许多，不是当初的三、五分地。当初把村集体土地划分给每家每户时，担心地块的大小远近、贫瘠肥沃、宽窄长短、是否邻路、有无遮阴等等因素导致不公平，我家总共三亩多旱地，竟然分到了十八块地方。公平是公平了，耕种的困难可想而知。赵老师听了觉得诧异而又好笑，可我却笑不出来。还有更让他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地畔子。
过去总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现在也许有人会笑，但在那个年月一点也不过分。农民没有其它来路的钱，一家男女老少的吃穿住用，还有上学就医，婚丧嫁娶，就靠那几亩地里的出产。我所在的阿姑社第十生产队是全村条件最差，分红最低，有名的烂十队，有一年的劳动日价值仅一角二分五厘。后来与第九生产队合二为一，排序第五生产队，仍然是阿姑社最穷困的。待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实行承包经营之时，每个农户盯紧了分地的那些干部，社员代表，生怕别人多分自己少分，或者是别人分的上等地多，自己分的差等地多。因此上，每个地头上的木桩桩，还有后来分隔两家地界的地畔子便成了庄稼人的众目之的。
有人半夜里偷偷挪木桩，有人光天化日之下把地畔子往人家地里搂。我家当时在塬上分到的面积最大最平整耕种最方便的那块也不过半亩地，长宽尺寸队上有土地清册登记，可是才过了一年，就感觉宽度明显窄了不少。开始觉察到西邻搂地畔时老动手脚，但没有真凭实据，拿他毫无办法。那年秋季种麦时自己私下里用卷尺一量，发现窄了将近五十公分，由于是长条形地块，乘以长度得知，少了接近一分地。把一块最好的承包地让西邻不知不觉中掳去了五分之一。想起河里因连畔种地时，他浇地时注水时间太长，要翻沿了。那地头下又是高埝畔，如果继续流肯定会冲毁地头，形成个大的缺口，要修复就要大费周折。他便把两家的地畔戳开个缺口，让多余的水从我家的地头泄了下去，结果把我家地头冲了个大窟窿。两个人收拾了三天。问他为什么要以邻为壑，他说：“你咋不把地种到南塬上去？！”，我一时愕然，满腹的道理竟不知如何应对。所以这回还是不要吵嘴，吵架或许还是吵不过人家。只好把队长会计还有双方当事人叫到地头，当场丈量，当面评判是非并确定地畔子。结果那年有一分地的麦子是邻家施肥播种，咱后来收割的。尽管如此，仍然不值得欣喜。
有趣的是，从一九九三年清明节举家离开阿姑社后，那三亩多土地一直无偿给邻家去种，到现在连几块地在那都不知道。人生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当初当所谓的命根子去争抢，而今却拱手相送。地还是那些地，生产队种时，一亩一二百斤的产量，年年不够吃，但后来一实行包产到户，一年打的粮三年都吃不了。而且除了收时种时，年青人全在外打工做生意，还要挣不少的钱。据我所知，故乡的年青后生们，穷则思富思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在城里做生意打工，有的还在发达城市有了一席之地。他们的下一代正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故乡的老一辈虽坚守在土地上，但已不再靠苦力去完成收种，除非机械到不了的地方，还有个别強悍的人在那出力流汗，但心境与当年种拾边地却完全不同。故乡村子大，人口多，党政班子精明能干，把号称红军窝子的红色阿姑社闹腾的热火朝天，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说远了，得继续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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