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意味着“越界”，而“界限”皆是人为，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然而世上本没有界。
佛家有“三千大千世界”，“世界”是个没有实际界限的空间感，“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很笼统。“界”有两种，一是人为界定的有形之界，界碑、界标、界河，象棋里的楚河汉界、足球场上的界限。
一种是无形之界，譬如临界状态。康有为提倡破家界，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从晚清到民初，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期，造就了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崭新的思想追求,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也在推动对于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颠覆与超越。
“越界”一词，不是日常意义上越界犯规或者脱离原轨、脚踏两船的作为，也不是简单的否定与进一步的阐明。而纯然是从“此在”越向“彼端”的过程里某种精神的努力，既是对社会状况、生存实境、历史文明中的穿透与超离，也是其个体生命毫无意义的思域里“此在”难于把握自身存在的意义之上的生活哲思而不免产生无限沮丧与悲望，在挣脱既存的思维区域的同时又难以忘怀于“此在”真实的生存境遇，同时难以抵御对无限的彼岸世界的诗意氛围的诱惑不断脱离自身的所在而将周身的感受都纳入自己的寻索、思虑中，如鲁迅所言说的“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鲁迅在自我埋葬之路上不住地进行着精神上的追寻，存在于鲁迅经验中富有张力的精神动向的两极而成为了承载与传输着鲁迅寻索精神之“轴”。从这个视域出发，不仅可以窥探其一直汲取和接纳着来自域外的或古国的“中心”与正统的思想教诲，却于研索“中心”的时候，其锐意眼光又忍不住地向着边缘寻索的独殊的精神现象，对于自身和时代处境的局限性作奋力的冲决，其思想路向的转变以及以颇具先锋的精神在困囿于破旧没落的地方不住地突围而希图打开全新的思想局面，并在“撄人心”的感触里反思自身的缺失，更为重要的则是“越界”汇聚了鲁迅在直面现实的况景不容轻忽的对于尚未全然得以解读的“形而上”的独识的体悟，并不住的向更为超远的地方呼唤人濒死的心魂。
而越界则是对约定成俗的反迷信意味的激进姿态，是对整体社会状况、个体生存实境、全部历史文明中的“群治文化”和“期待建构”予以洞穿，代之以“有为”的越界行动。文化偏至、传统背叛、现实对抗，都是为了“新生” 的可能。 达夫在《怀鲁迅》说：“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有为”表明了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并非一无可为，“有为”预示着某些行动与思考的生成，启发着某些改变发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着力于“半绝望”的现实的行动在鲁迅精神的诉求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米兰·昆德拉在谈论小说的艺术时说：“通过行动，人走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世界，在这一重复性世界中，人人相似；通过行动，人与他人区分开来，成为个体。但丁说：‘在任何行动中，行动的那个人的最初意图是要展示他个人的形象。’在最初的时候，行动被认为是行动者本人的自画像。”行动初始往往切慕于希望的美梦，这样的美梦实质是个体内心渴望参与赋有社会属性的集体“期待建构”中，蕴涵展示自身形象的精神诉求和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并通过自身行动积极介入并控诉外界一切黑暗的不合理的要求、诱惑、迫压与苦痛，藉以争取社会在“期待建构”中的自我价值定位，然而鲁迅最终否定了这种美满许诺的“期待建构”，他从被社会认可的路途走向了完全本己的方向，并以明晰的意识完成生命自体的感悟,从而打破狭隘的精神视野和人生格局，表达自身的生命立场、理想况景和人生态度。
希罗多德说：“人的命运存在于他的灵魂之中。”鲁迅最初的人生遭遇具有很强的“被越界”意味，在鲁迅灵魂深处，始终深潜着被“越界”性、被迫漂泊的难于命定的不安因素与苦难情愫，丧失了祖辈的庇佑从小康坠入底层，丧失了人格的尊重从王子沦为求乞者，丧失了仕途之路的进取从故园到他乡，丧失了家的稳定从南方游走北疆，他的人生没有庇护和倚靠地袒露在风霜刀剑中，从希望到绝望，从渊薮到无望，从失败到寂寞，从孤独到苦闷，从呐喊到彷徨……陷入多重囹圄，精神受到严重的戕损，外力的逼迫足以压垮、摧毁那些脆弱的神经，然而却熬磨了鲁迅内心足够强大的精神，觉悟出置身所处的黑暗性、荒诞性，使他的思力深邃，而表达又显现得曲折迂回。“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在“运命”的驱使中，鲁迅在可惨的人生路上不愿如Petofi对着暗夜止步,而是在逃逸的路上艰难地行走，鲁迅在精神上存在着解放自身精神的“越界”的强烈愿望，作为提振自我精神力的“有为”是不住地行走、跨越、向着前方而行的“内的努力”，在精神诉求中昭示着自身强烈寻索的精神冲动，以及对做人是否“合理”、生存是否“幸福”的富有存在意味的反顾与深思。
因而，鲁迅的“越界行动”不能简约化为明确的实践指示和直接的搏战要求，只能以精神上的逆转与对抗强度去领悟,与其以为这样的思索是实践行为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刚健质朴”的独立意识的精神对峙，其越界重在精神力量的砥砺，抗拒伤害的非人间的绝望，对世界的黑暗与荒诞投出纯青而透明的剑，在黑暗中“铸”成自己的精神立场。依着某种心以为然的路向，构筑成自身的价值凭依和力量支持。他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鲁迅的越界行动是对自身精神视景的跨越，也是对外在“群治”喧声的狂欢和传统强大的接榫性规束全面跨越，对当下固有的文化生态的背叛，在无意识的领域，鲁迅生命体验中“爱而不能”遭遇遮蔽的苦感与“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的有限展开是鲁迅所积极逾越的边境。诚然，鲁迅所呈现的是无垠之丰富、多维之深度，在不平衡的动荡不安的矛盾中，在几乎无路可走的路途踌躇迈步，然而大道至简，鲁迅又比任何人都更加纯粹，更加朴实刚健，更加关切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感受。他在用一种思考状态来关照人的生存状态，思考人的窒息、寂寞、绝望的苦痛，重新审视“精神行动的鲁迅”。
“越界”的精神行动充满强烈的主体意识。如同过客歇不下地行走，不愿于在荒诞的世界中“裹足不前”地走向背弃，又恰似朔方的雪，不愿默然地消化在大地上，而意愿蓬勃的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沉潜于外部现实的底层，却不甘埋沦于个人的休戚与漂泊，他说：“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鲁迅并不是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即便“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与“我”存在着莫大的心灵差异，鲁迅显然试图去打破这种“高墙”界限，在行走中不住地接近“大众”的灵魂，他越出中心的既定思潮的走向和各种“将令”的传达指示，而不住的将思维的触须向边沿伸展，接连着无穷远的远方，凝结在过客身上“许多伤”的血痂是无法开释的苦闷心怀。鲁迅行动的诉求使其从被动的命运追逼中开悟，“越界”的鲁迅展现出强烈的自我主动意识，从容忍到对抗，从弃医到从文，从自迷到自省，从沉默到呐喊，从传统到现代，从复古到启蒙，从阴柔到刚烈，从意识走向浩淼奇谲的无意识，从暴露到不住地反顾,从苦闷的人生翔越进诗意的栖居，鲁迅在不知觉的矛盾场中背负着“人在两间”的旧痛隐默地行进。
作为鲁迅“越界”意识的形象表达，着重表现在这样两种形象上。其一是游魂样的过客，过客是无家可归的漂泊者，离开自身所诟病的地方，去寻求另外一种生存境遇。过客的行走预示着一种自身生命体验的自觉而全面的跨越，夏济安先生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说：“黑暗的闸门有一种逼人的威力，预示着光明无可挽回地全然消失，那就是死。”“哀莫大于心死”，过客不会因黑暗的魅惑而好奇地张望，而是在心死的绝望中迈进黑暗，并在黑暗中捕捞一点生的气息。《过客》在鲁迅脑海中徘徊了十年，作为一篇荒诞剧,深烙着鲁迅内心努力的挣扎。其实际写作时间是1925年3月2日，十年前的鲁迅正寄“寓”在铁屋子里抄写古碑。周作人回忆说：“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抄碑的目的》）在同书里《俟堂与陈师曾》一节中，周作人还说：“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走。”李欧梵认为：“生活就是一个走的过程，一直走下去，好完成那那走向死亡的过程。因此，‘走’成为‘无意义’威胁下的唯一有意义的行动。和《影的告别》相比，这位主人公的决定似乎较少那种存在主义的虚无。我们感到：在这‘走’的隐喻中鲁迅赋予了不寻常的重大的意义，在他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中一定也占有中心地位。”《过客》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不同，《等待戈多》的主人公一直在等待，从来未跨越。而鲁迅依然清醒地认识到“跨进去”的必要：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北京二》，《鲁迅全集》九卷13页）
于鲁迅而言，不断跨出固有的畛域，而不是“永远觉得自己‘允执厥中’……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毫不动弹”的躺在固有的木屋里，“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将困境领悟为某种“生态”，而安乐于其中。越界成为鲁迅的精神立场和他全副身心去寻求的改变自身命运的内心谋求。过客的行动——“走”，是异常深刻而虔诚的近乎宗教意味的即刻决断，丝毫没有片刻的推延，将自我的整个存在投入其中，行动的迫切保持着某种警觉，没有约束、压制、接受和净化，努力在没有设定的范围内行动，即便是美好情感诸如爱与感激在内都成为其挣脱的情感枷锁，是阻碍其前行的精神上的束缚。“‘过客’的途程可以比作一位进香客的途程。”然而过客不是与世隔绝、超然物外或者封闭在自己的思想中，而是在持续的觉照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而从狭窄的思维模式里行走出来，这样的行走不因另一人的言词劝说而改变自我的初心，也没有将行动的路径铺设在追随别人的光明中，而是唤醒内心强烈的情感，以全然的行为投入自身强烈的生命体验中。
作为鲁迅精神主体和意识主体的象征意象——游魂是其“越界”行为的另一种表达，鲁迅崭露自我思想意志的大部分作品可以由它来打开，“越界”的鲁迅精神也可以通过“游魂”意象展现得臻美而生动有力。游魂本身是看不见的存在，他摒弃所有的依附性，跨越单向度的历时性，同时消解了很多界限的捆缚，在时空的错位重呈现出自有变形、俯瞰四野的状态。在《墓碣文》中，我们窥望的是可怖的大阙口内安然而坐的中无心肝的尸体，其实鲁迅所要呈示的自然并非洋葱式虚无意蕴的体认，而是在层层剥落之后，有游魂奋力破茧挣扎的裂痕，并得以于更高的境地反身自察。诡秘而阴森的游魂已然冲“破”了三重界限：毫无本味之内心、涣然如尘的肉体、脱逃于形而上死亡意象之坟。游魂诚然不断疏远“中心”，越过各种无形的困制，不断突破自我与现实的拘囿与困厄，有如过客使命式的精神跋涉，行走并脱离于既定的思维边界，停泊于更为高远更为遥深的位置上越界性的窥视外界而思考处于中心乃至边缘的全部的现实况景，因而鲁迅对人世间的体味与观感往往渊邃了然，与浮世人生存在着一定的间距。同时，鲁迅将游魂具象化、实体化，生成为自啮其身的蛇，“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腐烂的尸骸。”游魂在无所依傍的情形中再更高远得地方窥看非人间的所有，最终难以承受的自戕在灰土的灰暗中。
过客形象的“走”作为行动的起点，与“破”及“游”共同“铸”就了鲁迅最为重要的文化哲思与最自由也最具“我性”的“越界”的精神利剑的两面。鲁迅的言说处于“内心的炼狱”中对于人的灵魂极深邃的洞见与吁唏，然而他又难以看见最生动而健全的灵魂，根植于自身难以摆脱的被疏离的苦感与对黑暗中人心的关怀，他于是说：“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依着向外的显在叙事和内在的潜意识表述，大致上我们将鲁迅“内的努力”分成“显”和“隐”两种：一类是他的早期的文言文、白话小说（包括《故事新编》）、杂文，在“显”的言说层面，重在“破”的掘进，构成“中心-边缘”、“母性-父性”的精神冲动；一类是他的散文诗《野草》，向自我的灵魂纵深处漫溯，重在“游”的审视，构成“形上-形下”的精神向往。前者钟于经验、行动、情思的喷发，渴望亲身的投入，不住地向外部世界敞开自己的心怀，将热忱、意志、才学都尽力投入其中，并努力驱使自己内心的渴慕与外部世界相同一,冀望于成为“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济世英雄；而后者属于内在的越界性的寻索，注重反省和悟解心灵的直感与内在力量的延伸，注重内心的烧灼的炽烈与冶炼的折磨，在敛神静思、宁静肃穆的苦痛的沉酣中，滗弃人世间芜杂的捆缚、琐屑、淤滞，而固守于一爿内在的精神胜境。当然这二者在鲁迅那儿并没有什么显在的俨然可感的区度，就如鲁迅对陶渊明的解悟，“静穆悠远”与“金刚怒目”都存在着，尤其是彷徨时期的鲁迅大抵不愿于听将令的“鹜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内省诸己”的“趣内”迹象，蕴涵着独殊的个人静思的体悟。其余如鲁迅的诗歌、书信、日记等不作为其精神向度中“越界”冲动的叙述来考察。
从“中心”越向“边缘”、从“现实”越向“形上”、从旧痛的苦感翔越于绵绵的诗意，形成多重心灵向度的精神冲动而充溢着张力，具有越界性的“刺戟”意味与自由状态中的沉思默想包涵着鲁迅极夺目的精神形态。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在目视着文本困难的慨叹与犯难中将必然回望他努力的足迹，并怀想他真诚的心迹；感悟他所达致的境界，并悟解他无法逍遥的心界；倾听他踽踽而行的跫音，并谛听他极细微之处高妙的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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