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记忆中，可有一直心念着想去，却只在梦中出现的场景？
我，有过。
我来了，又匆匆去了，在这个世界度过了短短二十八载春秋，我已经沉睡的太久了。坐在一堆腐烂的叶子里，却嗅到了空气中棉花糖般甜丝丝的气息。我掸去身上的泥土，枯黄泛黑叶子的残骸，抖落松雪，从林中密密匝匝的缝隙中看看太阳。
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很久都没有看到太阳了。我甚至不记得怎么来到这里，又或者，这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梦中的我，接受着人们的鲜花和掌声。在我面前的大方桌子上，排出了我所有的作品。《夜明珠》《上海的狐步舞》《圣处女的感情》，我读着这些文字，似乎离我很近，却又好像很遥远，我疑惑了，这些光怪陆离、奢靡怪诞的文字，真的是我的文字？
我好像很久都没有拿起手中的笔了。当我面对人们的种种疑惑的目光，终于想有所动作，回到以前的日子，才发现太迟迟，这一切都伴随着一声枪响埋葬在黑暗中，上海法租界南京路新雅门口，1940年6月28号。
1
我叫穆时英，1936年，是我最后一个本命年。
或许这个名字，以后会被人淡忘。但有一个人或许比我更出名，诗人戴望舒，我是他的大舅哥，虽然妹妹穆丽娟和他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五年。
战争将要开始时，却是我人生走向巅峰的时刻—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在那里，上海，这个一百年前不过是个遍布低低矮矮村落，停泊着外来船舶的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了沿海最繁华的中心。在这里，仿佛听得到全世界的声音。
而我，是上海文人会炙手可热的明星，新任新闻社的社长，攥着全上海最重要的笔杆子。我是天才，他们都这么说我。我是这些和我有着同样肤色的外来伙伴，最可靠的天才作家，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去写什么。我可以打通各种渠道，出版作品换取奢靡的享受，和一夕安寝。
甚至跨越影界。
我还记得那年冬天的香港，也如上海这般璀璨夺目，我的新作被大鹏影片公司改编为《夜明珠》。在夺人眼球的巨型海报上，没有吝啬一点溢美之词：“《逆旅奇观》之作风，《茶花女》之韵事……”只有我自己知道，片中的故事好像我无趣人生的再现。
自从被定义为“新感觉派”，我对舞伴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些拥有着“蛇的身子，猫的脑袋”的摩登女郎在我面前走马灯似的一个又一个变换。确实，有一个舞女，曾让我倾心，让我沉醉，让我从上海追到香港，可是不久之后，我便厌倦了这种感觉，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那个舞女像影片中的那样，最后恨恨而终。
这个消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但我早已无暇理会。我连电影都没空去拍，也没空写作，还管这些？我有更好玩的事情要做—泡舞厅、掷骰子。曾接到许多读者来信，我都弃置一边，我放佛能看到他们困惑的眼神。我劝他们来上海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这灯的海洋，这不眠的夜。这就是生活，这才是生活呀！
在这里，我顶着天才小说家的光环，尽情享受这个头衔带来的荣耀，却烫着头发，叼着雪茄，活的那么肆意奔放，不用在乎声名的羁绊。无数的女人和闪闪发光的云母石刺激着人们的眼球。迷醉的浓烟、杜松子酒、印度手鼓的节拍，梦幻的狐步舞，摇曳生姿，从一个铜板到一块大洋，都对你亲亲热热……
每个晚上，我把不可计数的，一捆捆的纸钞、银元扔在这里，半梦半醒地进出百乐门舞厅、维也纳花园舞厅。我想把这些美妙的生活记录下来，于是在新作品中，我描绘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她在餐桌上教会了男主三百多种烟的牌子，二十八种咖啡名目，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
我不禁要赞叹自己，我不仅是个小说天才，也拥有着超出常人的鼻子和耳朵，再没有谁能在分辨脂粉、酒精和交响乐的天赋上超过我了。
2
我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里有句话：“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我读着自己的话，也有些困惑。上海就像一座天堂，然而也是地狱，虽然在以前，我并不这么觉得。
我甚至觉得以前的生活才是地狱呢。
从我十岁一个人离家到现在，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我几乎快要遗忘，自己曾经竟是个从乡村小镇来到大城市的小伙子。
慈溪县庄桥镇，那个封存着简单和宁静的小镇，已经离我远去。悠悠云朵和棉田里团团拥簇着的棉花对望，溪流浅浅没入脚踝，有小鱼游来亲吻，这些支离破碎的梦境，也很难再出现了。
慈溪这两个字，好像越来越生分，我悲哀地想。有时，我也想把笔触伸向乡村，但每及下笔，才发现我的眼前都是迷人的裙摆，梦幻的舞步。离开了上海，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和写作了。
也许，我该找找以前的影子？
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30年代初，那时的我刚刚崛起，成为人们眼中的新锐作家。
我把敏锐的笔触伸向乡村，伸向工厂，对那些被资本家压榨的穷苦工人，寄予最深切、最真挚的同情。我跟他们一样喝酒、撒泼、控诉着对生活的不满，我把这些对阶级分化的观察写进了小说集《南北极》里。
因为这本小书，我一举成名。有一派激进人士，称赞我的文字泼辣而大胆，简洁明快而有力量，这是一种“无产者大众特有的语言“。
就这样，我成为这派人士眼中的好苗子，他们对我寄予厚望。但是仅仅两年后，我好像让某些人失望了。我出版的小说《公墓》，俨然画风突变，完全投入了都市小说奢靡繁华的浪潮。
他们说，我背离了自己的初心。在接下去的几年，我接连出版了《白金女体雕像》、《上海的狐步舞》一些作品，曾被一个叫周树人的文人痛斥，我是上海文人会最坏的榜样。
但对于这一切，我并不觉得后悔。后来仔细想想，我这也算是在“观察生活”，在对着这个时代做“理性的审判”，带着“第三只眼”，冷冷地注视着上海这座天堂。
3
战争开始后的几年，我突然觉得不太妙。
有读者写信，认为我曾大段摘抄名家作品。每一个写作的新起之秀总会有一段模仿名家的时光，这是借鉴而已，如何算得抄袭呢？直到后来，有一个叫李健吾的作家指控我的《街景》有抄袭另一位作家刘呐鸥的痕迹，对于这些质疑，我嗤之以鼻。
呐鸥老兄也是我的故交了，我们既是同乡，又同是“新感觉派”作家，都是都市的浪子，他的文字片段中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得其中几个句子，就借鉴在我的文中，如何算抄袭呢？
这些无聊的争辩有些让我烦躁。但没想到，更大的烦恼还在后面。我最要好的朋友刘呐鸥，死在了特务的枪下。我发现，我被上海这座大都市牢牢锁住了。
我开始感到恐慌，无数个夜晚都能感到脊背阵阵凉意，当我睡着时就像沉入了海底，也陷入了窒息，我蠕动喉结，手想要抓到什么，却狠狠地跌落下去，于是从噩梦中惊醒。
我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四下在注视着我。我把命运交给日本人，可以为他们写下任何需要的文字去宣传，只求一点卑微的安全。但我突然发现，好像有些忘记了拿笔的姿势，只记得怎么捧起高脚杯，那些交际应酬已经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离不开都市，我哪也出不去了。
我舒适的太久，终于在自己的文字里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原来在天堂下的地狱，并不会让人迅速坠落，只会让人一点点陷进去，跌入万丈深渊。
也许在我二十岁的时候，作为作家的生涯已经死了，往后的日子只是行尸走肉般的木偶。
我终于没有躲过和呐鸥兄一样的命运。当酒店第一声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感到了胸口如被马蜂蛰咬的疼痛，抽搐着仰面倒下，我听到了颅骨碎裂的声音。过去的一幕幕如走马灯般浮现在眼前，十岁前记忆突然清晰起来，那洁白的盐田，金色的麦浪……
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第二声枪响结束。我也许真的是个黑暗中的人，我悲哀的叹息。也许没有人再会关注我，如同那些警局里堆砌的卷宗，永远尘封在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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