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我五、六岁时，觉得十二、三岁的已进入大人的世界；十七、八岁便是真正的大人；年轻人的称呼到二十九岁截止，上了三字头便已太熟，不配赖在年轻人的世界；三十岁以后，便不再细分，反正都是中老年。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到了三十六、七岁上，还不觉自己已长大，也不想混入那个复杂油腻的世界，仍当自己是半个少女，尽愿做想做之事，说想说之话，为想为之人。除了看到自己已满八岁的女儿，方才记起自己进入儿时那个中老年的意象已快十年了。
长大并不代表圆熟。这也许既是讽刺也是惊喜。
想五、六岁的我，甚至十五、六岁的我，二十五、六岁的我都有一个同样的“以为”：以为人只要到了三十多岁，世界便停止转动，一切便固守原地，生活便犹经塑形，剩下的日子不过日日的重复，顶多再系统内升升级，换个图样是不再可能了。
总觉得自己可把握的时间不多，因此，并没有信心把握自己的人生。何况，三十以后，混得个没意趣的成人世界，比之青春，不过行将就木，还有什么可把握的呢！
带着这样矛盾的轻慢与敬畏，既毫不安分又服服帖帖地过了前三十年。不安分的只有想法，行为都是服帖顺从的，有过抗争，却因为担心三十岁行将到来，争来了也嫌晚，便把心灰掉了。
“出名要趁早！”张爱玲的劝叹一直深为我所共鸣。我的青春与她一样着急，焦虑，她具体如何作想我不知道，我是担心自己三十岁以后对生活只剩敷衍，也是对三十岁之后的生活不作向往。
而不知从三十岁之后的何时开始，竟突然茅塞顿开，算人生九十岁，尚余近三分之二，有的是时间慢慢做想做之事，慢慢变成自己更向往的样子。
反正还有一辈子，急什么！
有了这个观念，一切不可能都不复存在，我就如解除了全身的绑缚，忍不住要对着余生大施拳脚。
他人读曾国藩，往往感叹于其“拙”、“硬”，我也肯定是震动的，反思的，受鼓舞和激励的。但我心里又另有一层欣慰，便是他人生中两个“后知后觉”似的转折：
一次是七考县试而不第，却突然在二十三岁那年“祖坟开岔”，命运之路从此转向，之后一路飞扬；另一个是从江西奔丧回到老家荷叶镇后，在“愧悔憧扰”与“愧恨交集”的极端痛苦中闭关反思，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大悔大悟”。
岁月从不急于结果，时间可以成为一个人最大的倚仗。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时曾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勿忘勿助，即是信任时间。生命的困顿，终能化作舒缓——只要不提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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