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所以显阴阳之仁，而诏民于忧患者，存乎《易》而已矣。
圣人以仁德化世之不仁，以居忧患而进于安乐，这些都是取法于《易》。
仁能感通，通则为君子，不通则为小人。君子小人，泾渭分明，而君子不通则又为小人，小人能通则上出为君子。君子居忧患而慎独，战战栗栗，如履薄冰，而能保德。
故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介者，错综相易之几也。此《易》之所以名，而义系焉矣。
担忧，烦恼，后悔，小气吝惜，存在于细微的界限里。再恶化下去就是凶了，但又不容易感受到其凶险。介可以说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征兆，存在于内心。所谓仁能感通，就是君子能感应这种“介”，从而能够及时调整自己，而能不失仁道。介，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天地万象万事万物与人的关系中，那种几微的征兆。君子反求诸己，反身以诚，内含仁德而不失，可以感通此中征兆，而能行正道。所以，学易，有这样一个大义在其中，就是反身以诚，仁能感通，戒慎恐惧，而不失道。这是修身的工夫，不是玄妙的空理。
后世纬书，徇黄、老养生之邪说，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易，其妄滋盛。
这里船山先生批判把易经纳入神神叨叨，天人感应谶纬这些玄虚的理论，也批判黄老养生神仙方术之说，进而批判“太初、太始、太易”这些玄学思想。这些不是反求诸己、反身以诚、修德的工夫。船山反对的是以个人私心为主导的长生之术，玄理思辨，空谈误国之人。这里倒显了船山先生之耿介。
《易》在《乾》《坤》既建之后，动以相易。若阴阳未有之先，无象无体，而何所易邪？邵子“画前有《易》”之说，将无自彼而来乎？
船山并不否认阴阳未有之先，不否认“无象无体”之存在，船山在探究宇宙社会人生之道，重点在人道，于天道而言，于《乾》《坤》而止。船山的思想很务实，不尚务虚。这是其长，也是其短。其心太过于急切，过于激愤了点。想到船山一生知经历，以及深处民族危亡之境遇，一切又都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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