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孔子的历史观：商代的纣王真的有那么昏庸残暴吗——长夜孤灯话《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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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孤灯，古卷为伴。

虽然尧舜禹这些上古帝王，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我们读《论语》，应如何看待孔子对尧舜禹的称赞呢？我们如何就能确信，孔子所说的这三位圣主贤君的事迹一定是真实的呢？早在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提出了这一质疑。他说：

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孔子和墨子都称赞尧舜，都宣称自己口中的尧舜才是真尧舜。但是他们所描述的尧舜，言语事迹却不尽相同，甚至有时完全相反。尧舜不能复生，我们当然无法和他们当面对质，那孔子、墨子，谁说的话是真的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我们不能纠结这些人物的真实事迹如何，而在于了解孔子的“历史观念”。

【历史观念】

顾颉刚在《中国辨伪史要略》一书中反复说古人缺乏“历史观念”，导致中国的伪史和伪书特别多。什么是“历史观念”呢？他没有详细说明，兄弟推想应该就是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传进来的西方人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不仅顾颉刚，当时整个史学界，都对西方的历史观念推崇备至。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大力提倡“新史学”。他说：

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

它新在何处呢？他的另外两句话，明白地给出了答案。

则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我国二千年来史学……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

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

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梁启超最终与其师康有为分道扬镖

“新史学”的新就是历史观念的新，就是用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其实，二十四史还是二十四史，“真事实”没有变！变的是人，变的是时代所需要的“史的观念”以及人们追求的“新意义”、“新价值”。什么是“现代人的活动”呢？无非就是清末以来否定传统的旧的，学习西方的新东西的一系列活动，如梁启超和其师康有为参与的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等。作一新史，就是从历史中寻找出这些西化活动的指导思想。所以，古史辨派的疑古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均是西学东渐这一时代大潮下的一股细流而已。

【我国固有的历史观念】

前面已经讲过，国力强盛与否和学术思想、政治制度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西方国力之强并非因其学术政治完全优于我们。因此，西方的历史观念并不见得比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念有多先进，二者无优劣之分。

顾颉刚先生一再声称我国古人无历史观念，所以伪书伪史特别多，此说殊为不妥。中国的伪书伪史确实不少，但并非因为我国古人没有历史观念。西方人有历史观念，那他们的伪史就少吗？我国古人当然有历史观念，只不过与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不同而已。

那我国固有的历史观念是什么呢？顾颉刚的《中国辨伪史要略》一书，在谈及孔子对历史的见解时说：

（孔子）只拿了致用的观念来看夏、殷，而不拿历史观念来看夏、殷。

（孔子）提起古人，不是传授历史知识，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

他对孔子的这两句评论甚是公道，也说到了点子上，这正是孔子的历史观念，也正是中西历史观念的不同之处。西方的历史观念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而孔子代表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致用。所谓“经史合参”，经者，道之所载。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而著史正是为了证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致用而已。

司马迁写《史记》也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是什么？道也。时至今日，人们已考证出《史记》中有不少疏漏错误之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因为通过一本《史记》我们可以证经明道，可以知兴替，足矣。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主要目的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什么叫资治呢？当时的神宗皇帝评价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赐名为“资治通鉴”。

如此种种，皆可证明我国的历史观念重在致用。若如顾氏所言，只有把事件和人物的真相、细节和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如果真能弄清的话）才能称为真历史，只有先确信某些话真的是某些人所言，我们才能够信以为真，那这样的历史，除了象牙塔里为了学问而学问的教授学者，谁还会感兴趣？这样的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历史不是为了证经明道，不是为了教化人民，那它除了摆在故纸堆里等着发霉腐烂，我们还能用它来做什么？

1920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前一个恶是厌恶，后一个恶是善恶之恶。

焉，于此。

现在我们说到某某无道之君就会形容他堪比桀纣，桀与纣简直成了无道之君的代名词。纣比桀还要惨一点，我们形容某人帮助坏人做坏事就说他是助纣为虐，纣还成了坏蛋的代名词。纣王真的坏得无以复加，昏庸残暴得无以复加吗？子贡就认为事实上并非如此，纣的坏没有传说的那么厉害。所谓墙倒众人推，一个人一旦有了恶名，什么坏事儿，不管是不是你做的，那屎盆子就都扣在你头上了。所以子贡说，君子极其厌恶自己陷入下流，那样的话，天下之恶都会算到你头上了。

顾颉刚引用这句话，称赞子贡是一个有“智识”的人，因为子贡明白当时所流传的纣的历史事迹有些失实，其实纣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坏。而兄弟却以为，子贡的这句话恰恰证明了孔子的历史致用观念的教化作用！历史上的纣到底有没有那么坏不必深究，只要知道纣是不善之人，使后世君子引以为戒，从此“恶居下流”，便足矣。即使你真的考证出纣的不善是无道至极、恶贯满盈，或者是“不如是之甚”，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丝毫教化之作用可言吗？

因此，我们读《论语》时，遇到孔子提及尧舜禹和夏商周等上古历史的章节，不能钻牛角尖儿，非要用西方的历史观念，专注于所谓的历史真相而忽略了孔子的良苦用心。万不可一定要弄清楚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些人物，这些人物的真实事迹又是如何，孔子所言是否是历史真相。我们应该明白孔子说这些话的重点是为了明道，是为了教化，这才是读《论语》的可取之法！

【古人并非不重史实】

各位或许会问，既然历史重在致用，就可以不重事实、胡编乱造，甚至无中生有吗？非也。孔子讲历史重在致用，但绝不意味着他无视历史真相！只不过有时过于看重历史的教化而有些“副作用”，吕思勉先生说古人“轻事而重言”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孔子对待史实问题是很谨慎的。太史公说，孔子编次《春秋》，年月日都有，较详细。而序《尚书》则没有年月，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多数篇章都是没有具体年月的。这足以证明孔子对历史的谨慎。孔子自己也说“吾犹及史之阙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孔子还说：

030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杞，夏禹之后，宋，殷商之后。

征，繁体作“徵”。成也，证也。我们常说“信而有征”，即是某个观点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来佐证。夏礼，殷礼，孔子能言，而杞、宋不足征。不足征，是指孔子所言夏殷所行之礼，不能完全在这两国找到实证。

献，古人训为“贤”，指贤人，这样解释不知出自何处，可能以为是同音假借。今天文献一词指档案，与孔子所谓的文献不同。

这句话很有意思，王国维引用它来证明孔子对历史的态度至为谨慎，孔子言夏殷之礼，不是随口乱说，只不过夏禹的后代——杞国，殷商的后代——宋国，目前因文献不足而找不到证据。顾颉刚也引用了这句话，目的却恰恰相反！顾氏认为，既然“文献不足”，孔子又依据什么来言夏殷之礼呢？他说：

由我猜想，恐怕那时人对于夏殷的故事都随便说，孔子也不能免。所谓“不足征”的是史料，所谓“吾能言”的是传说。言下之意，顾氏认为孔子的这句话说明孔子的历史观是不严谨的。

同一句话，却被正反两方引为论据，真是令人困惑。到底孰是孰非呢，兄弟孤陋寡闻，还没有读到相关论述。不过依兄弟愚见，还是认为王国维先生是对的，原因在于顾颉刚对“礼”这一概念没有搞清楚，所以才会对孔子产生误解。

【礼的三层内涵】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孔子口中的“礼”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是他思想的核心。前面已经说过，孔子的“礼”有三层含义，因为礼是孔子思相的最核心概念，没有之一。所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为了让各位加深对礼的印象，这里兄弟再介绍一下礼的这三层内涵。

其一是指“礼之文”。这里的文是程序、形式的意思，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规章制度。在孔子当时，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所有人从生至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受礼的约束，如婚丧嫁娶、饮食宴请、祭祀征战……等等，对于这些活动如何组织，举办的时间地点，进行的具体程序，所用的衣服器物等，礼都有相应的规定，或多或少，或简或繁，总之都有礼的影子。

其二是国家的各项根本制度，即治理天下之法，如宗法制，封建同姓诸侯，天子巡狩和诸侯朝觐之制，同姓不婚等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致词时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也可视作当今中国的根本制度，也是今天治天下之根本大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受这个根本原则约束，有人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其实相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治国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倒属其次。

这才是今天中国的根本制度

其三，礼是指“礼之本”，也就是礼的根本原则、礼的本质。至于在孔子那个时代，礼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背后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是什么？古人的回答是：“礼者，别也。”就是所谓的等级差别，这就是古人认为的礼的本质，礼的最根本原则。当然了，古人认为“礼”的本质是等级差别，这一观念与资本主义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背道而驰，孰是孰非，现在不作评论，这个以后还会讲。

【孔子言夏殷之礼】

兄弟此处想要说明的是，孔子所谓的“夏礼”和“殷礼”，无论是指礼之文还是国家的根本制度，还是指礼之本，他都不是在谈论夏代和殷代的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历史真相。而顾颉刚却想当然地认为孔子是在谈论历史，把“文献”当作史料，把孔子所言的夏礼殷礼当作历史传说。既然顾氏对“礼”如此误解，那么他以这句话来证明孔子缺乏历史观念，不重史实也就不奇怪了。

明白了“礼”的含义，我们就可以断定，孔子言夏礼殷礼，绝非如顾氏所认为的那样是在“随口乱说”。孔子以知礼闻名，当然对礼有很深的研究。对于夏礼殷礼的根本原则，即礼之本，当然可以谈论。而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如“入太庙，每事问”，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子贡也称赞老师“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如此好学的孔子对当时周代的礼仪制度，必然熟知。

春秋之时去古未远，夏殷社会的一些风俗习惯、礼仪器物等等必然有所保留和继承，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既然周礼对夏殷之礼有所因袭损益，那熟知周礼的孔子“能言”夏礼殷礼，又有什么可疑呢？

而且，西汉时的司马迁也曾说：“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大行是秦代的官名，掌管礼仪，类似于后来的礼部。太史公比孔子还要晚五百年，他尚且可以观三代损益，为何孔子不能呢？俗话说的好，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顾颉刚误解孔子，也是有原因的。古人讲“经史合参”，既重经又重史，顾氏以研究历史知名，却对经重视不足。而且当时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下，孔子之经被否定、被批判，经又怎会受人重视？在顾氏的《中国辨伪史要略》一书中，从汉至清，他将历代大儒对伪史伪书的考辨，都归纳到他的辨伪体系当中，最后他集其大成。殊不知，古人辨伪与他的辨伪目的有所不同。古人辨伪是清除历史中的虚假成份以证经，最终目的还是以史证经、以史明道。而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不过是一项学术事业，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辨伪而辨伪，为了历史而历史，仅此而已。没有历史致用观念的遗害，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