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家风是培育孩子的最好养料
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成长的沃土，家风则是培育孩子的最好养料。建设一个优良家风是做好家庭教育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子女健康成长的必要的教育环境。纵观中国名人家庭，他们自幼家庭文化浓厚，其良好的家风、家学为孩子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钱穆：好家风播下读书的种子
中国当代大学者钱穆，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为什么能以读书为生，且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觉得有三个因素：一是好的家风，二是良师益友，三是个人努力。在此，我只讲第一个因素。钱穆12岁那年，41岁的父亲因病离世。父亲临终对钱穆说了一句话：“你要好好读书！”这句短短的遗言，钱穆奉行了一生。钱穆母亲蔡氏不识字，但颇知礼节，16岁嫁给钱穆父亲后，所言所行深为族人敬佩。钱穆小时候获得的知识主要来自母亲与哥哥的日常言谈。等后来钱穆慢慢懂事了，才明白母亲凡是与子女说话，绝非教诲，更无斥责，只是闲话家常。钱穆始终喜欢听母亲说话，像闲谈，但不繁琐，有一定的启发性。精神分析派认为，童年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结构形成关键期，一个人童年的生活经验对他一生精神生活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一个孩子拥有怎样的童年，才能称得上幸福的童年，才能为他的人生打好成功的“底色”？这是需要家庭教育及家长们思考的问题。
曾国藩：家训持家正家风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位居“晚清四大名臣”之首。他一生不仅重视家庭教育，而且善于智慧地开展家庭教育。他一生共养育了八个子女，三男五女。长子曾纪泽以驻英、法大臣兼驻俄大臣的身份，于1879年赴俄谈判，据理力争，收回伊犁南境地区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次子曾纪鸿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著作行世。有专家对他的评价是“算得上是一个标椎的教育家”，其《曾国藩家训》被誉为“千古家训之首”。曾国藩治家教子方法可以概括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了一套治家教子传世方略，这是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的最大成功。
曾国藩家训持家，以正家风，给我们现代家长以深刻的启示。曾国藩担任国家大任，却不忘父亲教育子女之任。言传身教示范并重，注重父亲的榜样作用。一个有格局的父亲，对子女教育是很重视的。中国人自古就有两个不同的传家理念，一个是传给有形的财富，一个是传给无形的精神。曾国藩传给我们的是后者——无形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很多家庭父亲教育职责的不到位，是值得做父亲的思考和反省的。今日，有多少家长做到了工作和教子两者兼顾呢？言传身教，榜样示范，又有多少家长真正发挥好了作用呢？
蔡元培：在家风中熏陶成的学界泰斗
蔡元培，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10岁丧父，21岁考中进士，24岁考入翰林院，26岁任翰林院编修。他先后担任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其高尚的人格和国家情怀，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内笔飞坊的笔飞弄。他家附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这些地名都和书法家王羲之有关，生长在这种有文化、有故事、有灵气的地方，成了蔡元培童年生活学习的良好社会环境。家世、家风和生长环境为蔡元培的成长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第一，家庭文化的正面影响。他祖上没有大官，谈不上“书香门第”，也算不上“诗书传家”。蔡元培生长在一个和睦的家庭中，家中人以“爱无等差”称之。蔡家家族从诸暨迁到绍兴以后，历代先人们克勤克俭，辛苦创业。他的祖父小时候刻苦读书；父亲刻苦做事，经营店铺，除了养家教子外，还时长周济亲朋；母亲蔡氏仁慈自强，后半生自己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蔡家的和睦勤劳、正直善良、自强宽容的家风绘就了蔡元培的最好人生底色。第二，个人的勤奋上进、刻苦求学是他成功的关键。好的家风激励蔡元培不断求进，同时也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质。
蔡元培家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好的家风成就好的人生。从另一角度讲，家庭给孩子打好人生底色应从建设好家风开始。家庭教育的本质就是生活教育，家庭生活中不但要注重建设好家风，而且家长要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寻找教育孩子的良机，努力做到寓教于乐，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启发，让孩子感受良好的家风，在家风的熏陶中逐渐成长。
梁启超：好家风育成九才俊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位父亲，堪称天下父母的典范。他就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梁启超。他养育九个子女，谓之“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家其他子女分别是诗词研究专家、图书馆学专家、经济学家、军官、社会活动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做出了不凡的成绩。
梁家满门才俊，世人赞誉。那么，梁家在教育子女上取得成就其秘诀是什么。一句话，良好家风成就了孩子的人生。梁家的家庭教育重视父母的榜样作用，其言传身教成为中国家庭教育成功的典范。
梁启超一生都在为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作为父亲，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子女的责任。他始终以身作则，教导孩子励志爱国。他因自己忙于国事，不便于孩子面对面交流，他采取书信传情的方式，与孩子做生活和学习上的沟通。在书信中，他十分注重把家国情怀传递给子女，培养为国家做贡献的社会责任。他在给儿子思忠的一封信中说到：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1927年，时局动荡，战乱不已，梁启超又身处病痛之中。即便如此，他在一封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信中梁启超痛感当时中国危机日深，“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他仍保持一贯的积极乐观，告诫子女们，“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毕竟他坚信，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而他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事业，多培养几个人才。即便是家人担忧唠叨他的身体状况，梁启超还是要那样努力去做，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等等，忧国忧民之情及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梁启超的言行对子女们影响很大，其子梁思礼曾说：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把个人的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而他从父亲梁启超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这也是他们全体兄弟姐妹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
梁家母亲李惠仙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非常重视孩子的日常教育，在梁启超忙于国事或者流亡海外时期，她总是以身作则，管教子女，很好地把握孩子的人生方向。她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官宦之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诗善文，还能吃苦耐劳，且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梁启超曾经说过，结婚以后，常受夫人之策励和帮助；在给妻子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因妻子的相助，让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取得了更辉煌的成绩。可见，家有贤妻是个宝，母亲是塑造良好家风的关键人物之一。只有夫妻和睦，团结一心，家风才能建设好，孩子才能沐浴到家风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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