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渐渐地老了。
走进村子,从村西头到村东头,只有五六位老人在一户门前坐着。总是这几位老人。不,又少了一位。几天前,街对面银章哥的老母亲去世了,九十多岁。这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即便年轻时,也是村里女人中个头最小的。她中年丧夫,独自拉扯着三个子女长大、结婚、生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背开始弯了,越来越弯,到后来身子几乎要折叠起来。
这些老人承载着村子的历史,他们目睹了一代又一代人走出村子,也目睹了村子一年又一年的变化。现在,村子西头建了小游园,安装了健身器材;村南头的池塘填了土,盖了亭子,搭了连廊;村子临街的墙壁都涂上了一层白色,墙头上都装上了灰色的檐瓦,;村中荒废的宅基地也植上了草皮,栽上了冬青树。
故乡似乎越来越新了。可是,我仍觉得我的故乡老了,因为随着一代又一年轻人的出走,它越来越像老年人一样沉静。
婆婆说:人老了,骨头会往回缩。故乡老了,它的身量也在一天天缩小,村民们能种植庄稼的土地越来越少了。临近公路的土地上一溜儿盖满了商铺,临河的土地盖上了厂子,村东头大块的土地拦上了两米高的铁丝网,里面养了鸡鸭,种了花木、果树,成了别人家的桃源。村民在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越来越边缘化。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天,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也会问:“红薯是结在树上的吗?”
我们的村子曾经是红薯种植村,家家户户都种红薯,做粉子,村里的行家里手还被聘到外面做师傅。现在,村里有人建了粉条厂,红薯却是从外地买来的,村里已经很少有人种红薯了。事实上,村里多是空巢老人,没有太大的能力做这些事情了。母亲告诉我,村里种红薯的只有两户,一户是六婶家,六婶的儿子部队转业后在北京上班,六婶每年都要兜两个粉子蛋儿给儿子;另一户是五伯的大儿子家,五伯有六个子女,四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五伯每年都要亲手做粉条给孩子们吃。五伯去世后,这个任务就由守在家的大儿子接手了。他们用自己的固执,为亲人们坚守着一个传统的家——我们的老家。
村子里,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脱离土地,成了城市里的打工者,他们努力工作,努力融入城市居民的圈子,可一旦听到了乡音,那回家的渴望就像泉水一样,汹涌着,泛溢着。即便在城里买了房子又怎样呢?他乡永远不是故乡,那埋着祖先骨殖的故土才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如果有一天我们彻底断了与故乡土地的联系,我们该往哪里寻找我们的来处呢?
我们在异乡长大,我们的孩子也在异乡长大,我们的父母却在故乡一天天变老了。那个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人挥不动羊鞭,赶不上羊群了;那个给家畜治了一辈子病的老人空有一身本事,却等不来邀请他的人了。村子里一年一度的庙会上,戏台下面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哪有年轻人会陪一个老年人慢悠悠地看一场咿咿呀呀的地方戏呢?为家乡庙会请一场戏,不过是年轻人纪念乡愁的仪式吧。
乡愁与远方,是我们终其一生的情结。远方像前行的列车不舍昼夜,乡愁却像窗外的风景倒行着,在某一个月圆之夜,返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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