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思想文化的演变管窥中华民族的兴衰 之三

      大小白杨按：从7月20日起，连续四天推出＂由思想文化的演变管窥中华民族的兴衰＂主题简书，这是第三篇，敬请各位简友、书友、文友和同道关注，批评指正。

                                  三

        “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使中国历代历朝的知识分子把当官作为一种谋取生存与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一旦成为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就形成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一再阻碍中国的社会变革

        “官本位”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中丑陋的部分。所谓“官本位”，是指一种认为只有当官才能成才的社会规则，社会个体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都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价值高，官小的价值低，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中国“官本位”文化的制度根源源于秦代，刚开始时有进步意义。秦并六国后，秦始皇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在全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各级官吏来治理国家，取代周朝流行800多年＂贵族本位＂的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到宋代，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就已十分成熟。政府称为官家，办公的地方称为官府，里面官大的被称为上官，官小的自称下官，军队称官兵，民间看戏的称为“看官”，进店的称为＂客官＂，妻子称读过书的丈夫为＂官人＂，无处不官！“朝为田舍朗，暮登天子堂”成了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理想。从此，官吏取代贵族成为社会最尊贵的阶层。

        当官就有权力，而权力能够全面支配自然经济社会，带来财富与地位。这在东西方的封建社会中皆是如此，本不足为奇。但“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因为有了科举制度而走向兴盛，逐渐演化成为扼杀中华民族历代知识分子的枷锁。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专门为选拔官吏而制订的一种制度，选拔的对象是全体“士子”即读书人。科举制度在诞生之日也具有进步意义，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扩大官员的选拔面，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在平民阶层中选拔新进的官员。它对提高整个专制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扩大皇权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然而自明代以降，科举制度日益僵化，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开科取士的唯一学说。自隋唐以来曾经一度领先于世界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被固定程式、规定字数、只能“代圣人言”的八股取士代替，社会上的“精英人物”不得不也只能从程朱理学的引经据典中走上仕途，寻求人生价值的体现。＂范进中举＂就是最普通的一例。

        科举选拔制度与19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文官选拔制度有本质的不同。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中国的科举考试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只能“代圣人言”。而文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要考核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能够比较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官，一旦考上则拥有许多终身特权，而文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考上了公务员仍然是普通国民，基本上没有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由于掌握了丰富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能够较全面地认知世界与改造世界，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名符其实的先进阶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而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其知识面较窄，特别是明清两代，大部分充其量只是程朱理学的“卫道士”，从整体上讲，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的先进阶层。所以，近年来网上流传了一份晚清状元名单，基本上都没听说过名字，在历史上没留下什么痕迹。反而是左宗棠这样三番两次落第的举人、胡雪岩这样没读什么圣贤书的商人，没有＂进士＂功名和学位却为国建功立业，收复新疆。相反地，这些程朱理学的“卫道士”们一旦步入仕途，都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成为维护旧秩序的奴才，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以当官实现人生价值的本质是个人通过掌握权力来占有物质财富和满足各类欲望。儒家学说是鄙视体力劳动的，所谓劳力者治于人，而他们自身则是劳心者专门治人。他们虽然在理论上一再否定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欲望，但实质上一旦这些人掌握国家权力后，就享受着专制统治者给予的各种特权，利用权力对社会进行全面支配，对物质财富几乎是“合法”的无限制占有，中国所有皇权专制王朝末期土地总是高度兼并，并且最大的地主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政府大员。明末的土地兼并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些又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的认可下形成的，是在分“家国”与“君父”之忧的名分下实现的，“顺乎天理，合乎人情”。有很多土地都是皇帝赏赐给臣下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长期沉积的结果是形成当官就应该有地位，就应该比普通百姓多占有物质财富的社会潜规则。当然，社会物质财富高度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直至坍塌破碎，然后再重新分化、转移、组合，进入下一个同样的周期。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就是在这种低级的循环中改朝不换代，由兴到衰再朽的。

        中国历代历朝的知识分子一旦步入仕途，往往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在专制思想文化的奴化下，成为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并形成错综复杂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屡次障碍社会变革。最明显的表现即在两次变法上，一次是北宋千年之交的“王安石变法”，一次是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应该说，前一次变法是中华民族在第二个公元千年领先世界的一次机遇，后一次变法是近代中国在不大面积破坏社会生产力、追赶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改良机会。然而，这两次变法都是在儒家理学武装起来的官僚利益集团的多方阻拦下失败的，他们都置整个国家民族的兴衰于不顾，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论武器，来死死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直至近代，中华民族沦为列强蚕食鲸吞、豆剖瓜分的主要对象，国家四分五裂、破败不堪，领土被任意践踏、经济被巧取豪夺，国民生活水深火热、哀鸿遍野，民族自信心低靡不振、道德枯萎、丑恶横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抗争、流尽了几代人的血泪，才免于亡国灭种，其历史教训发人深省。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虽然从形式上废除了科举制度，广大知识分子从科举制度中解脱出来，从儒家理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官本位”的价值观念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学而优则仕”的客观影响无处不在。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与当官已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人不心动。这也是当今“国考热”炙手可热的原因之一。近日，中山大学学生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任命公告》，任命了七个＂正部长级＂的＂学生会干部＂，迅速引起网上热议。2018年7月21日中纪委国监委网站也及时发出＂锐评＂《“学生官”充斥校园不是哈哈一笑的事》，予以严肃批评。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思想至今在中国仍然贻害至深，与当前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复兴进步是不能并存的。

        革故鼎新，不应是“一个人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