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陈然，源于小学课本中《我的自白书》，到现在还滚瓜烂熟。
参观白公馆，让我进一步了解了陈然的英烈事迹。
青少年时期的陈然就是热血男儿，15岁参加“抗日剧团”，以宣传抗日为宗旨，意在唤醒潜在人们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24岁时，陈然与几个进步青年在重庆筹办了《彷志，像一盏明灯，引领国人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他在杂志上转发革命胜利的消息，影响极大，在重庆市委地下党的引领下改为《挺进报》。
后来，陈然成为该报的特支书记。
白天，陈然是车间的普通工作者；晚上，他则在旁边的小屋里秘密刻印挺进报，趁着黑夜散出去。
一时间，这油印小报在内部组织和进步群众之间广为传阅。
1948年深秋的某一天，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办公室上，放着经过伪装的封面邮件，打开一看，竟是油印的《挺进报》！
此时，办公室的电话响起，里面传来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怒骂声，他也收到了《挺进报》。
原来，许多的国民党政要、报社、学校等机关全都收到了这样的油印小报，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这在敌人看来，实在是“猖狂”；但在共产党看来，则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
一天，陈妈妈给儿子一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彭云。
这是一封报警信，意在提醒陈然，此时风声紧，他的《挺进报》已经暴露，请快撤离。
此时的陈然，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不想放弃当下的工作，只想尽快完成本期的《挺进报》。
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群特务冲进来，抓捕了正在印刷《挺进报》的陈然，并缴获他的报纸及油墨纸张。
“是谁叫你印刷的？”见眼下的小伙浓眉大眼很年轻，特务头子徐远举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没人叫我印刷，是自己创办的自由小报！”陈然一口咬定，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徐远举有些恼火，给他上了“老虎凳”的酷刑。
这是一种残暴的折磨方法，将人垂直地坐在“老虎凳”上，拿一根木杠压在受刑人的膝盖上，两边同时使劲儿往下压。再不交代，就在受刑人的腿腹或脚后跟下垫砖头。
双脚被高高垫起，膝盖却被杠子狠狠地压下去！
垫一块砖不招就加两块，垫两块砖不招就加三块，还有垫四块砖的。这种酷刑，让人想想都不寒而栗。
陈然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他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被特务用冷水泼醒，仍不开口。
黔驴技穷的特务拿他没办法，只得送回监狱，关在黄显声将军的隔壁。
黄显声是张学良的部下，威望很高，是监狱中唯一有权看报纸的人。
“你是办《挺进报》的那一个?”黄将军私下问陈然，两人随和地聊起来。
得知黄将军有报纸，作为隔壁的陈然一阵窃喜。
因为坐了“老虎凳”，陈然的腿部严重受伤，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得在难友的搀扶下，才能勉强地站起来。
即使如此，他仍千方百计地借来报纸，将消息简明扼要地写在烟盒纸上，再千方百计地传到其他牢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敌人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陈然又办起了狱中《挺进报》，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
1949年10月7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如春风般地传进监狱，陈然和难友们一起，激动地连夜做红旗。
然而，敌人不让他活到解放重庆的那一天。
1949年10月28日，陈然等十多个难友牺牲于大坪刑场，年仅26岁。
临刑前，他跟隔壁的黄将军道别，跟所有的难友们挥手致意，在高昂的口号声中和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英勇就义，成为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
附《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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