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咖啡遇茶

食色性也。
若要谈“吃”,我似乎没有特别能够切入的点。
“吃”对我而言,似乎总有一点隔膜。
作为农村长大的女孩子,第一道炒菜大概离不开韭菜炒鸡蛋/番茄炒鸡蛋?
将韭菜切成细碎的丁,放进锅里,翻炒至绵软,加入鸡蛋液,调匀,重新开小火入锅。抖动几下锅勺,两面煎熟,即刻成为一个薄厚均匀的韭菜鸡蛋饼。我把鸡蛋饼小心翼翼地倒进盘子里,让它保持一个完整的“饼”,期待着给忙碌了一天的母亲一个惊喜。
那时我大概五、六年级吧!每个女孩子都发自本能地爱着厨房,犹如我们爱着一卷卷彩色的毛线团,还一条镂空的粗毛线的围巾,那里萦绕着我们对于生活些许柔软的想象。
直至一日,母亲和隔壁家的老师家属约好要蒸馒头。
难得忙于教学的母亲有心情在饮食上花点功夫,我和姐姐都饶有兴致地去围观。她把面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拌上发酵粉,和面,揉匀,切成火柴盒大小相等的馒头。母亲动作极其麻利,转眼就切好了白白的精致的小馒头,一条条整齐地排列在案板上,等着发起来。剩下的面粉,被她均匀地洒在馒头上,还剩下了大半碗。
待母亲离开后,我们的目光投向那半碗面粉。
干嘛好呢?
姐提议:“加个鸡蛋,摊个鸡蛋饼吧!”
我想了想:“鸡蛋饼经常做,不如把苹果切丁,加点面粉,创新一个苹果饼吧!”
姐欣然点头,要知道,那个苹果可是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呢!我们兴致勃勃地拿来苹果,洗净,切丁,拌上面粉,揉了一个稚拙的“苹果饼”,也放在那一排排馒头的不远处。
那半碗面粉被我们用得干干净净。
接着,我们也出去干自己的事情去了。下午,母亲进厨房的时候,大概发现那些馒头又变潮了,她开始去找那半碗面粉。
“面粉呢?”
“我放在桌上的面粉呢?”
母亲厉声问道,声音里透着威严和气恼。
我和姐闻声进来,顿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开口。终于,母亲发现了放在不远处的“苹果饼”,她的突然脸色大变,将那个不成形的“饼”狠狠地摔向地面,然后冷着面孔出门去向隔壁的阿姨借面粉。
我静静地站在厨房没有动,只觉得那块“苹果饼”被母亲狠狠地摔在了我的心上,顿时心都凉透了。
我不能明白,同样是为了做个面食放松一下,母亲为何那般排斥我的“饼”。犹如我不能明白,自己到底何处冒犯了母亲作为厨房主人的权威。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交织在一起,让我学会了转移视线。
很长时间,我都不再进厨房。进去也只是帮忙摘菜切菜、洗洗碗筷。那最初的朴素的念头,随着一张不成形的“苹果饼”,已经破碎不堪。了。

初中开始,我开始住校,学校的伙食一般,我逐渐将兴趣投射到了翻看闲书上,较之闲书的乐趣,下厨和“吃”对我而言,已经无法构成诱惑了。对于我的转变,母亲很满意,谁不愿意看着女孩子整天坐在家里看书足不出户呢!
一晃三四年,我彻底的沦为了书虫。每个寒暑假,在家里呆着,母亲做好了饭,叫我们来吃,偶尔吃到一道菜,我说:“好像有点咸!”母亲冷冷地说:“咸了就别吃了!”
我便不再评论,匆匆吃完几口饭,便去翻看刚买的新书了。
对于吃,我逐渐发展成了另外一种喜好:书里的人吃了什么,我也便恋恋于这种食物。
张爱玲“谈吃”,说几岁便跟着父亲和姨太太出门,看他们跳舞,吃着高齐眉毛的奶油蛋糕。心里有种奇异的满足,我便特意省下钱去买“蛋糕王”里的奶油蛋糕。
我也和她一样,在小吃店里吃面条时,先将面条上的浇头吃掉,再把汤滗干净,剩下一大碗泡得肿胀的面条在桌上,迎接其他人的侧目。
《红楼梦》里,宝钗过生日时,猜想贾母等上了年纪的人喜爱吃甜烂之食,便特意点了一些糕点,贾母果然很喜欢。于是并非苏杭的我也爱上了甜食糕点,这种喜好在我的老家比较小众,又兼高糖分高热量,以至于我吃很少很少,堪称猫食。再配上一杯在《挪威的森林》渡边君的苦咖啡,形成了我非南非北的杂糅的饮食喜好。
这种习惯一直残留到我毕业,工作了,每个清晨,我和《朗读者》里的米夏一样,一杯咖啡,一只鸡蛋,一个苹果,吃着隔离人群的早餐。
至晚间,下了班,在一种日暮西山的心境中,我看到一家茶餐厅或者咖啡店,那里窗明几净,音乐轻柔,食客寥寥,服务生殷勤,我便走进去,点了我的老三样:一杯咖啡、一盘沙拉、一份牛排,静静地吃着,慢慢地喝着,间或阅读,写字,甚至只是发发呆。
在教书之后,我更忙了,忙着备课改作业,根本没时间进厨房,进去了也只是餐后做做清洁工作,在水池里一遍一遍地涤荡着碗筷,听着音乐,想着很遥远的往事。我终于体会到了母亲当时的忙碌和她无法放松的心。
而我则彻底无法描述自己喜好的口味,犹如我无法准确地判断,自己对于饮食的隔膜感到底来自于小时候的一块不成形的苹果饼?还是我本来就会在时间的某个截点选择走向另外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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